1912年魯迅去教育部做了公務員，一直做到1926年。他先是做一個普通教育司的科員，負責藝術教育等事，他前後做了十四年的公務員，從南京到北京。其間折騰也不少，但總體上說還是平穩的，特別是到北京部裏上班之後，魯迅還在幾所大學裏任課，多的時候達六所學校兼課。記得徐誌摩跟陸小曼婚後也在幾所學校兼課，為的也還是生計。魯迅就曾在許壽裳做校長的女師大兼過課，在那裏認識了許廣平。有一陣子網上有文，說魯迅是一個很有生活智慧的人，不完全是個橫眉冷對的愣頭青，說他拿了國民黨十四年的薪水，但照樣罵國民黨——有錢為什麼不拿呢，而且他本身工作還是認真的，還是在實踐著蔡元培藝術代替宗教的美育教育理想，其間蔡先生的風波不斷，但魯迅的鐵飯碗還是捧著的，包括後來不做公務員，還拿每個月三百元的編撰費。可以說這是國家在“養”著魯迅先生。
我隻能說魯迅是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好像跟生活智慧不一定扯得上關係，吃了人家的不嘴軟，反過來又要罵人家，因為這個人家是一個單位，是一個教育部，是什麼鳥都有的地方，何況那時的教育部欠薪厲害，現在隻聽說鄉村小校對教師有欠薪的。反正不管怎麼說，魯迅先生14年的公務員生涯，是靠蔡元培的，中間又是許壽裳發揮了作用。而且問題是魯迅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做公務員期間在大學教課和著述無數——要這今天看來，魯迅先生是很懂得如何“混”日子，他也沒有說要辭職，包括1926年之後，他仍拿著國民政府的錢，所以以前說魯迅先生在白色恐怖中如何如何，我覺得都有誇大之嫌——處世和生活的智慧，或者說一個文人的人情味，魯迅身上還是體現得很足的，比如在上海他喜歡下館子喜歡看電影等，雖然香煙抽得比較差，衣服穿得不高檔，但這不等於說生活之窘迫。特別是跟許廣平生活之後，應該說魯迅是過著一種比較優裕的生活的，而這種優裕生活即來自於他的筆耕來自於他的稿費和版稅。
周作人也去找過北大校長蔡元培，據周的日記上說，前兩次都是不遇，後來蔡先生去看周也未遇到。當聯係上之後，周也還是求職之事。可是一開始周作人對蔡老鄉安排的工作不甚滿意，因為蔡先生隻讓他給預科班講國文——事實上國文最難講了，但是蔡先生也有難處啊，第一，周作人沒有高學曆，第二是中途插進去的，任課老師在開學前都已經安排好了，不能隨便中間換人的。所以周作人一開始就有懷才不遇之感，他本來是想講希臘文學一類的。因為那時誰也不懂希臘文學啊，所以周作人寫信給蔡校長說是不幹了，隻是因為想在北京再玩幾天，所以沒有一下子回紹興，可是沒想到蔡老鄉還是給了他麵子，轉而給他安排做北大國史編纂處任編纂員，月薪一百五十元，工作時間隻是每天四小時，上下午各兩個小時，午餐也在學校裏吃了。周作人自己也說，這是因人而設的崗位，隻有兩個人，還有一個是沈兼士。看來崗位多一點還真是管用啊，你看今日之大學，除了學院和係之外，不是也有什麼部啊研究所啊一類，大概都是用來養人和留人的吧。蔡元培當年這麼一留，就留住了一個新文學運動的闖將，一個提倡“人的文學”的五四先鋒和領袖。這個中間，有沒有人再做過蔡的工作，不得而知。但就是因為蔡元培的關係加上自己的努力，周作人在北大是如魚得水，一時之間，他的名氣都要大過魯迅了，魯迅後來以小說創作而著名，而研究領域的成就，如《中國小說史略》，倒是兄弟關係好的時候，周作人逼哥哥整理出來的。
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沒有蔡元培的提掖幫助，便不會有周氏兄弟的成就，因為關鍵之處就是那麼幾步，所以當年毛澤東去北大，也可能就是因為沒有人能賞識這個湖南小夥子，結果他後來一回到湖南，在若幹年後，讓整個中國革命的格局都發生變化了。
不過如果從較長時間去考量周氏兄弟跟蔡元培的關係，倒也一直是若即若離的。後來周氏兄弟的命運發生了急轉。魯迅到上海成為自由撰稿人之後，跟蔡還是有交往的，世界筆會的活動，蕭伯納到上海來等，宋慶齡、蔡元培和魯迅當時都作為中國的名人接見並作陪的。那個時候，魯迅和蔡元培差不多已經是齊名了。而魯迅跟許壽裳的關係一直很好。凡有什麼事，魯迅都會向他訴苦，魯迅去世後，關於魯迅的最權威的文字大約都出自許壽裳的，直到1949年之後，已經入獄的周作人才有《知堂回想錄》中的文字來講述一些往事，這也還是通過曹聚仁的關係才得以寫作和出版的。在這些往事裏，也有提到紹興幫和浙江幫的事情的，周作人說：“人家也總是覺得北大的中國文學係裏是浙江人專權，因為沈（兼士）是吳興人，馬（幼漁）是寧波人，有以有‘某籍某係’的謠言，雖是‘查無實據’，卻也是‘事出有因’；但是這經過閑話大家陳源的運用，移轉過來說紹興人，可以說是不虞之譽了。我們紹興在‘正人君子’看來，雖然都是紹興師爺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國文係裏，我們是實在毫不足輕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