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魯迅後來到了上海之後，孫氏兄弟跟他是越來越疏遠了，這一點在川島寫於1977年的《讀〈魯迅日記〉雜記》中提到過孫福熙給魯迅先生的信“其字甚大”一個細節。川島說“記得魯迅先生和我說過：‘春台快要成為闊人了’。以及‘學畫的不畫畫，卻寫起文章來’等等，也許魯迅先生早就對他有點看不慣了……魯迅對青年人為私念而走上邪路的，終覺得是憾事，給我的信裏曾說到：‘伏園則在辦一種周刊，曰：《貢獻》（實在客氣之至）。在另一封信中說‘對於《貢獻》，渺視者多’。而伏園和魯迅先生也不多見麵，正在慢慢地疏遠。這時節，是否春台以為快要功成名遂，即所謂‘快要成為闊人’，很自然地就傲慢起來，給魯迅先生的信，也便忘乎所以，‘其字甚大’了。”
川島的講法，倒是符合魯迅先生的脾性的，兄弟反目，師生反目這都是事實，好在現在都用伊妹兒了，否則我們平時寫字也還得小心翼翼的，對師長輩切不可“其字甚大”。人們常說大人有大量，這話對政治家和文人可能不一定適用。當年周氏兄弟反目，有人說在今天仍算是一個謎團吧，其實有什麼不好解釋的呢，越是最初的解釋，往往是最靠譜，後麵被屏蔽和修飾的就多了。孫福熙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2年去世；孫伏園於1966年去世，可惜他們不能詳說當年事了。
魯迅先生周圍，還有幾位來自家鄉的女生，許羨蘇，俞芳等等，前者是許欽文的妹妹。有女生處皆有浪花。台灣的蔡登山寫了本書叫《魯迅愛過的人》，其中說到魯迅的同事、浙江鄞縣人馬幼漁先生的女兒馬玨，1910年出生，人稱北大校花，說魯迅對她頗有微妙的感情。其實想想這種微妙也正常，正如他和蕭紅之間的微而妙。我曾看過有人寫文，說許廣平戀愛時的文才和文筆要在蕭紅之上，真是妙論啊。馬幼漁在北大，資格遠比周氏兄弟要老，他同時又是與魯迅、周作人兄弟一起在日本留學期間拜國學大師章太炎為師的同學，從1921年起長期擔任北京大學國文係主任。其實在蔡登山之前，早有人寫過魯迅和北大校花的事。馬玨曾經在1926年寫過一文，叫《初次見魯迅先生》，把魯迅還原成一個極為普通的人，絲毫沒有後來人們把他當偉人來寫的味道，其中有魯迅先生的幾段話蠻有意思的——
“魯迅先生忽然問我道：你要看什麼書嗎？《桃色的雲》你看過沒有。這本書還不錯。
“現在外麵不多了，恐怕外麵沒處買，我那兒還有一本，你要，可以拿來。
“那本書，有空叫人給你拿來呀。”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那是魯迅主動向馬玨薦自己的書。而馬玨當時在文章中還是以少女的口吻，把魯迅寫成一個不太好玩，跟自己想象相距甚遠的小老頭。
還有一種說法是，馬玨結婚之後，魯迅就不送自己的書給她了。
關於魯迅送書，《時為公務員的魯迅》一書也專有論及，魯迅當時在做公務員的時候，就出了不少書，他會送給教育部的同事並朋友，且送的範圍還頗廣。請客送禮，人之常情。書中還就魯迅先生送書與送土特產作了比較，說送土特產的，就僅僅限於緊密關係的同事和朋友了。當時魯迅送的土特產有火腿、筍幹和龍眼。筆者印象中，龍眼似乎不是浙江的土特產吧。
其實送書寄書等，可能也是當時文人們主要的活動之一吧，許欽文的回憶文章中說到——《魯迅日記》中還有多次給許羨蒙（五妹）寄刊物的記載，我如今不了解，魯迅先生怎麼會這樣長期地隨時寄給她刊物。魯迅先生不會知道我們是姊妹，平常隨便談談時他往往問我他所認識的同一村子裏的人。他從來沒有談到過羨蒙。四妹也不知道這事情。我探問了許多有關的人，也都說不知道……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魯迅也不例外，正如許欽文其實也有自己的秘密，隻不過不會寫出來罷了。
至於說許欽文，後來也成了中國鄉土派小說的代表人物，他跟先生的認識，倒不是通過妹妹，而是通過周建人的介紹。因為他也是周建人的學生。許欽文是魯迅先生信得過的人，所以魯迅和許廣平到杭州補度蜜月時，就是讓許給訂房間的，不過魯迅先生的有趣在於一定要讓許訂三人間的房間，說許你白天可以管自己去，晚上一定要來，睡在我們中間的床上……
這個事情怎麼想得出來的？而許欽文晚上有沒有去住，這些許先生好像也都沒有說。許欽文的成名除了他的鄉土小說之外，還有就是他的“無妻之累”之說，即他曾經卷入一場凶殺案，前些年的《江南》和《萬象》雜誌曾詳述這些事情，筆者就不重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