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望道先生一再強調劉大白的學術價值，是不是還在回駁浙江官府當年在一師風潮中說他們的不學無術呢？
另一位金剛夏丏尊先生則為大白的《中外詩外形律詳說》作跋，簡述此書出版之艱難曆程，其中講到技術細節問題了——那時大白已卸去教育部次長的職務，在杭州靜養肺病。這回從上海回杭州去以後，病日加重，病中來信，頗念念於斯書出版的事。出版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稿中所用符號的繁多。這種符號須一一特製模型，其中有幾種，形體根本和鉛字的形體字不相稱，即使特製了模型，澆鑄出來，也無法容納在鉛字的旁邊，結果發現了排版不可能的困難。關於這事，曾和他通信商量過好幾次，大家都想不出方法，隻好把稿子暫擱下來。曾有一次想人抄寫一遍，以石印出版，可是他不喜歡寫體字，一定要鉛印。
聽說大白先生也愛“造字”，比如兩個女的中間夾一個男字，這樣的字無論是當年的鉛印還是今天的電腦五筆，自然是排不出來的。
夏丏尊先生最後說——大白多才而數奇，斯書自成稿以至成書，也經許多的的厄運，仿佛象征著他的一生，可為歎息。
除了這三位金剛相互之間的幫襯之外，我們也能看到同鄉周作人先生也替劉大白的《舊夢》寫過序，他說“他竭力的擺脫舊詩詞的情趣，倘若容我異說，還似乎擺脫太多，使詩味未免清淡一點，——雖然這或者由於哲理入詩的緣故，現在的新詩人往往喜學做舊體，表示多能，可謂好奇之過，大白先生富有舊詩詞的蘊蓄，卻不盡量的利用，也是可惜。我不很喜歡樂府調詞曲調的新詩，但是那些圓熟的字句在新詩正是必要，隻須適當的運用就好，因為詩並不專重意義，而白話也終是漢語。”
白話也終是漢語，看樣子周作人是站在劉大白一邊的，這也無愧於周先生作為五四之後新文化領軍人物的身份。要知道在新文化運動中，幾乎所有的新潮文人都嚐試著寫新詩，，至少一開始是這樣的，這有周策縱的論述為例：“1918年可被看作是白話新文學誕生的一年，白話新詩是新知識分子最廣泛的試驗的一種文學形式，也是白話運動最初的果實……在北京的主要文學改革者，如劉複、魯迅、沈尹默、俞平伯、周作人、朱自清、康白情、陳獨秀、李大釗、劉大白、傅斯年、羅家倫都加入了白話詩的寫作行列”。 （《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當然白話詩是少不了胡適先生的嚐試的，雖然他對白話詩的看法跟劉大白不一樣，胡先生是認為我們平時怎麼說話，那詩就該怎麼寫，而劉大白先生則認為詩是要寫出說不出的話，是那種隻可意會的話，但這不妨礙胡適先生從另一高度來肯定劉大白的貢獻，他在給《白屋文話》寫的跋中這樣說道——“劉大白先生是痛恨死文學而提倡活文學的一個急先鋒，所以他要更進一步，做點正名實責的工夫，把古文叫做“鬼話文”，把白話文叫做“人話文”……劉先生做的正名工夫隻是要嚴分人鬼的界限；對那說鬼話的人們說：“你們是活死人，你們是活鬼；你們有原形已現，不得久停，速回墳墓裏去！”……我對於劉先生的打鬼精神雖然很佩服，但我總覺得鬼的猖獗是由於人的不努力，鬼話文學的繼續存在是因為人話文學的實力還不夠打倒那殘餘的鬼話文學。隻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人話文學才可以服人之口，服人之心；如赤日當空，一切鬼影都自然消滅了。”
然而必須指出，胡適和周作人雖然也給劉大白寫了文章，但是他們行文中的口氣和用語等都還是比較冷靜客觀的，這跟他們給朋友輩所寫的序跋還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文人之唱和，有的是推不掉的應酬，有的則是完全是出於真心真情，這中間區別還是很大的。這正如朋友圈聚會，有偶爾來趕個場子的，也有每次必到的鐵杆，這是有很大的差別的。其實照周作人的講法，他早年還給劉大白編的報紙投過稿呢，但他們之間卻從未見麵過，而劉大白本人呢也跟北京的文人圈子沒有多少交往，這便引出了一個話題，即有人所說的，北大派和複旦派的文人基本上沒有多少交集，即他們都有自己的幫要混。其實也不盡然，因為我們從魯迅日記中看到了一則喝酒的記載，這則日記被廣為引用，因為這是相關人跟魯迅交往的一個佐證吧，時間為1926年8月30日：“下午得鄭振鐸柬招飲，與三弟至中洋茶樓飲茗，晚至消閑別墅夜飯，座中有劉大白、夏丏尊、陳望道、沈雁冰、鄭振鐸、胡俞之、朱自清、葉聖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劉勳宇、劉叔琴及三弟。夜大白、丏尊、望道、雪村來寓談”。這裏倒不能說就是北大派和複旦派在交往，但從這則日記可以看出，這幫文人朋友也是從下午開始一直到晚上，晚飯之後劉大白等還去拜會魯迅。而這些聚會的文人大概可以分成幾拔吧，一是魯迅和三弟周建人，二是文學研究會及做出版的，如招集人鄭振鐸及胡愈之、朱自清、葉聖陶等，還有立達學校的人，再就是我們所說的紹興幫了，章雪村也是紹興人，又稱章雪琛或章錫琛，就是開明書店的老板。他們中有腳踏幾條船身份交叉的，隻是很可惜，他們都談了些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也許隻是些閑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