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毛澤東發動了對“胡適思想批判”，上海聞風而動，召開“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批判胡適的文章與書籍不計其數，甚至有皇皇六大冊的《胡適思想批判》出版。在美國做寓公的胡適聞聽說：“我一向是樂觀的人，總覺得這種局麵不會長久，他們清算北大，我覺得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對某種思想的回憶。想想那時學術平等、思想自由空氣，大家會更加深刻了解。他們清算‘胡適思想’，等於重溫胡適的書。”
胡適在這裏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書生之見在於他始終以一介書生的眼光來看待一切。他沒有想到，一場聲勢浩大、曆時七年對他個人的大批判狂風暴雨般席卷而來。參與批判的都是哪些人呢？就是當年在北平高喊“我的朋友胡適之”的那些人——他們隻要沒有離開大陸，就統統參與了對胡適的口誅筆伐。他們認定胡適“不過是一個在‘尊重事實、尊重證據’的外衣掩護之下，進行歪曲事實、歪曲證據的騙子手而已。從他的文章和演講中，不難看出他那‘一嚇、二詐、三丟手’的流氓本事。”“胡適在文化上是騙子兼惡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
北京其實一直沒有放棄對胡適的爭取，一九五六年二月，毛澤東在北京宴請全國政協的知識分子代表，說：“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念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毛澤東在這裏提到的“托人帶信”，一個是周鯁生，一個是曹聚仁。
周鯁生是知名的國際法學家，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政治係主任，是胡適的同事和文友。一九五六年九月，時任中國外交學會副會長、外交部顧問的周鯁生應“英國聯合國同誌會”之邀赴倫敦訪問。在這裏，他會見了創辦《現代評論》時期的老友陳西瀅，在無第三者在場的情況下暢談了三個小時。周鯁生除規勸陳西瀅回大陸外，還動員胡適也回大陸看看。陳西瀅後來致函胡適，原原本本轉達了周鯁生的上述意見。大意是說：大陸對胡適的批判主要針對他的思想，並不針對個人。如果胡適回去，還是會受到歡迎的，並且來去自由。依據當時的外事紀律，周鯁生和陳西瀅的接觸事先必須經過請示，事後也必須進行彙報。周鯁生保證胡適可以在大陸來去自由，當然也不會是他個人的輕率承諾。胡適在致陳西瀅信中“對於你，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個人”這句話的下麵畫了線，並寫了一句旁批：“除了思想之外，什麼是‘我’？”
一九五七年春，新加坡《南洋商報》記者曹聚仁給胡適寄去一封信，規勸胡適回大陸看看。曹聚仁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央社戰地記者，在贛南時，與蔣經國熟識，著有《蔣經國論》。新中國成立後，長期居留香港。一九五六年開始，他以新加坡《南洋商報》記者的身份，多次到北京，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人的接見。胡適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的日記中寫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這個人往往說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稱章太炎是他的老師。其實我沒有見過此人。”然後在曹聚仁來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複”三個字，並派人將信轉交了台灣“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作為“匪情”研究資料。
在胡適的思想深處，始終有一個理念，即自由主義者與專製是格格不入的，用他自己的話：“中間決無餘地，可資徘徊猶豫”，他決絕地堵住了北京為他敞開的大門。後來全國性的對胡適的大批判愈演愈烈，胡適許多從前的老友，都一律向組織效忠，揭發胡適的“滔天罪行”。包括胡適得意門生吳晗、羅爾綱、顧頡剛、兒子胡思杜等都發表文章痛罵胡適。吳晗當年曾力勸胡適留在大陸，胡適不聽，後來他多次說：“吳晗可惜了，走錯了路。”而吳晗則認為，胡適放棄大陸到那個孤島上去，實在不可思議。羅爾綱後來回憶：“一九五二年，我在南京參加思想改造運動後，來北京學習，到了吳晗家，談起思想改造的事。吳晗夫人袁震對我說：‘你和吳晗都是給胡適思想影響很深的，必須好好改造。’我說：‘我一定奮力改造，把思想中的毒連根挖掉。’吳晗說：‘聯大從昆明搬回北京後，我做胡適工作，可是他頑固不化，我的腳就不再踏上他的客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