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以後，我覺得我已從中國文學演變的曆史上尋得了中國文學問題的解決方案，所以我更自信這條路是不錯的。過了幾天，我作了一首《沁園春》詞，寫我那時的情緒：
沁園春 誓詩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
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
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製天而用之？”
更安用，為蒼天歌哭，
作彼奴為！
文學革命何疑！
且準備搴旗作健兒。
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
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
詩材料，有簇新世界，
供我驅馳。（4月13日）
這首詞下半闋的口氣是很狂的，我自己覺得有點不安，所以修改了好多次。到了第三次修改，我把“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的狂言，全刪掉了，下半闋就改成了這個樣子：
……文章要有神思，
到琢句雕詞意已卑。
定不師秦七，不師黃九，
但求似我，何效人為！
語必由衷，言須有物，
此意尋常當告誰！
從今後，倘傍人門戶，
不是男兒！
這次改本後，我自跋雲：
吾國文學大病有三：一曰無病而呻，……二曰摹（模）仿古人，……三曰言之無物。……頃所作詞，專攻此三弊，豈徒責人，亦以自誓耳。（4月17日）
前答覲莊書，我提出三事：言之有物，講文法，不避“文的文字”；此跋提出的三弊，除“言之無物”與前第一事相同，餘二事是添出的。後來我主張的文學改良的八件，此時已有了五件了。
四
1916年6月中，我往克利佛蘭（Cleveland）赴“第二次國際關係討論會”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去時來時都經過綺色佳，去時在那邊住了八天，常常和任叔永、唐擘黃、楊杏佛諸君談論改良中國文學的方法，這時候我已有了具體的方案，就是用白話作文、作詩、作戲曲。日記裏記我談話的大意有九點：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
（二）今日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
（三）白話並不鄙俗，俗儒乃謂之俗耳。
（四）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優美適用。凡言要以達意為主，其不能達意者，則為不美。如說：“趙老頭回過身來，爬在街上，撲通撲通的磕了三個頭。”若譯作文言，更有何趣味？
（五）凡文言之所長，白話皆有之。而白話之所長，則文言未必能及之。
（六）白話並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其進化之跡，略如下述：
（1）從單音的進而為複音的。
（2）從不自然的文法進而為自然的文法，例如“舜何人也”變為“舜是什麼人”；“己所不欲”變為“自己不要的”。
（3）文法由繁趨簡。例如代名詞的一致。
（4）文言之所無，白話皆有以補充。例如文言隻能說，“此乃吾兒之書”，但不能說“這書是我兒子的”。
（七）白話可以產生第一流文學。白話已產生小說、戲劇、語錄、詩詞，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證。
（八）白話的文學為中國千年來僅有之文學。其非白話的文學，如古文，如八股，如筆記小說，皆不足與於第一流文學之列。
（九）文言的文字可讀而聽不懂；白話的文字既可讀，又聽得懂。凡演說、講學、筆記、文言決不能應用。
今日所需，乃是一種可讀、可聽、可歌、可講、可記的言語。要讀書不須口譯，演說不須筆譯；要施諸講壇舞台而皆可，誦之村嫗婦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語也，決不能成為吾國之國語也，決不能產生第一流的文學也。（7月6日追記）7月2日，我回紐約時，重過綺色佳，遇見梅覲莊，我們談了半天，晚上我就走了。日記裏記此次談話大致如下：
吾以為文學在今日不當為少數文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之國人為一大能事。吾又以為文學不當與人事全無關係；凡世界有永久價值之文學，皆嚐有大影響於世道人心者也。覲莊大攻此說，以為utilitarian（功利主義），又以為偷得Tolstoi（托爾斯太）之緒餘；以為此等19世紀之舊說，久為今人所棄置。
餘聞之大笑。夫吾之論中國文學，全從中國一方麵著想，初不管歐西批評家發何議論。吾言而是也，其為utilitarian，其為Tolstoyan又何損其為是。吾言而非也，但當攻其所以非之處，不必問其為utilitarian抑為Tolstoyan也。（7月13日追記）
五
我回到紐約之後不久，綺色佳的朋友們遇著了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產生了一首詩，引起了一場大筆戰，竟把我逼上了決心試作白話詩的路上去。
7月8日，任叔永同陳衡哲女士、梅覲莊、楊杏佛、唐擘黃在凱約嘉湖上搖船，近岸時船翻了，又遇著大雨。雖沒有傷人，大家的衣服都濕了。叔永做了一首四言的《泛湖即事》長詩，寄到紐約給我看。詩中有“言棹輕楫，以滌煩屙”；又有“猜謎賭勝，載笑載言”等等句子。恰好我是曾做《詩三百篇中“言”字解》的，看了“言棹輕楫”的句子，有點不舒服，所以我寫信給叔永說：
……再者，詩中所用“言”字“載”字，皆係死字；又如“猜謎賭勝，載笑載言”二句，上句為二十世紀之活字，下句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稱也。……（7月16日）
叔永不服，回信說：
足下謂“言”字“載”字為死字，則不敢謂然。如足下意，豈因《詩經》中曾用此字，吾人今日所用字典便不當搜入耶？“載笑載言”固為“三千年前之語”，然可用以達我今日之情景，即為今日之語，而非“三千年前之死語”，此君我不同之點也。……（7月17日）
我的本意隻是說“言”字“載”字在文法上的作用，在今日還未能確定，我們不可輕易亂用。我們應該鑄造今日的話語來“達我今日之情景”，不當亂用意義不確定的死字。蘇東坡用錯了“駕言”兩字，曾為章子厚所笑。這是我們應該引為訓誡的。
這一點本來不很重要，不料竟引起了梅覲莊出來打抱不平；他來信說：
足下所自矜為“文學革命”真諦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於叔永詩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為非“二十世紀之活字”。此種論調，因足下所恃為嘵嘵以提倡“新文學”者，迪又聞之素矣。夫文學革新，須洗去舊日腔套，務去陳言，固矣。然此非盡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語白話代之之謂也。……足下以俗語白話為向來文學上不用之字，驟以入文，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價值。因其向未經美術家之鍛煉，徒諉諸愚夫愚婦，無美術觀念者之口，曆世相傳，愈趨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眩為創獲，異矣！如足下之言，則人間才智，教育，選擇，諸事，皆無足算，而村農傖夫皆足為詩人美術家矣。甚至非洲之黑蠻，南洋之土人，其言文無分者，最有詩人美術家之資格矣。何足下之醉心於俗語白話如是耶？至於無所謂“活文學”，亦與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舊之物也。……一字意義之變遷，必經數十或數百年而後成，又須經文學大家承認之，而恒人始沿用之焉。足下乃視改革文字如是之易易乎？……
總之，吾輩言文學革命，須謹慎以出之。尤須先精究吾國文字，始敢言改革。欲加用新字，須先用美術以鍛煉之。非僅以俗語白話代之，即可了事者也（俗語白話亦有可用者，惟必須經美術家之鍛煉耳）。如足下言，乃以暴易暴耳，豈得謂之改良乎？……（7月17日）
覲莊有點動了氣，我要和他開開玩笑，所以作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話遊戲詩回答他。開篇就是描摹老梅生氣的神氣：
“人閑天又涼”，
老梅上戰場。
拍桌罵胡適，
說話太荒唐！
說什麼“中國有活文學”！
說什麼“須用白話做文章”！
文字哪有死活！
白話俗不可當！
……
第二段中有這樣的話：
老梅牢騷發了，
老胡嗬嗬大笑。
且請平心靜氣，
這是什麼論調！
文字沒有古今，
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
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
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
今人叫做“尿”。
本來同是一字，
聲音少許變了。
並無雅俗可言，
何必紛紛胡鬧？
至於古人叫“字”，
今人叫“號”；
古人懸梁，今人上吊：
古名雖未必不佳，
今名又何嚐不妙？
至於古人乘輿，
今人坐轎；
古人加冠束幘，
今人但知戴帽：
這都是古所沒有，
而後人所創造。
若必叫帽作巾，
叫轎作輿，
豈非張冠李戴，
認虎作豹？
……
第四段專答他說的“白話須鍛煉”的意思：
今我苦口嘵舌，
算來欲是如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
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
拿來鍛煉，
拿來琢磨，
拿來作文演說，
作曲作歌：——
出幾個白話的囂俄，
和幾個白話的東坡，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麼？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麼？
……
這首“打油詩”是7月22日做的，一半是少年朋友的遊戲，一半是我有意試做白話的韻文。但梅、任兩位都大不以為然。覲莊來信大罵我，他說：
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足下誠豪健哉！……（7月24日）
叔永來信也說：
足下此次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蓋足下所作，白話則誠白話矣，韻則有韻矣，然卻不可謂之詩。蓋詩詞之為物，除有韻之外，必須有和諧之音調，審美之辭句，非如寶玉所雲“押韻就好”也。……（7月24夜）
對於這一點，我當時頗不心服，曾有信替自己辯護，說我這首詩，當做一首Satire（嘲諷詩）看，並不算是失敗，但這種“戲台裏喝彩”，實在大可不必。我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自己好笑。
但這一首遊戲的白話詩，本身雖沒有多大價值，在我個人作白話詩的曆史上，可是很重要的。因為梅、任諸君的批評竟逼得我不能不努力試作白話詩了。覲莊的信上曾說：
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
叔永的信上也說：
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3 3 3 3 3於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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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看來，白話文學在小說詞曲演說的幾方麵，已得梅、任兩君的承認了。覲莊不承認白話可作詩與文，叔永不承認白話可用來作詩。覲莊所謂“文”，自然是指《古文辭類纂》一類的書裏所謂“文”（近來有人叫做“美文”）。在這一點上，我毫不狐疑，因為我在幾年前曾做過許多白話的議論文，我深信白話文是不難成立的。現在我們的爭點，隻在“白話是否可以作詩”的一個問題了。白話文學的作戰，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現在隻剩一座詩的壁壘，還須用全力去搶奪。待到白話征服這個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說是十足的了，所以我當時打定主意，要作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的壁壘：就是要用全力去試作白話詩。
叔永的長信上還有幾句話使我更感覺這種試驗的必要。他說：
如凡白話皆可為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以足下高才有為，何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鈄出，植美卉於荊棘之中哉？……今日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皆京調高腔，而陶謝李杜之流永不複見於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如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足下若見聽，則請從他方麵講文學革命，勿徒以白話詩為事矣。……（7月24夜）
這段話使我感覺他們都有一個根本上的誤解。梅、任諸君都讚成“文學革命”，他們都“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但他們讚成的文學革命，隻是一種空蕩蕩的目的，沒有具體的計劃，也沒有下手的途徑。等到我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方案（用白話做一切文學的工具），他們又都不讚成了。他們都說，文學革命絕不是“文言白話之爭而已”。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應該有“他方麵”，應該走“大道”。究竟那“他方麵”是什麼方麵呢？究竟那“大道”是什麼道呢？他們又都說不出來了；他們隻知道絕不是白話！
我也知道光有白話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認定了：無論如何，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有活的工具。那已產生的白話小說詞曲，都可證明白話是最配做中國活文學的工具的。我們必須先把這個工具抬高起來，使他成為公認的中國文學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們方才談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麵。這是我的方案。現在反對的幾位朋友已承認白話可以作小說戲曲了。他們還不承認白話可以作詩。這種懷疑，不僅是對於白話詩的局部懷疑，實在還是對於白話文學的根本懷疑。在他們的心裏，詩與文是正宗，小說戲曲還是旁門小道。他們不承認白話詩文，其實他們是不承認白話可作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所以我決心要用白話來征服詩的壁壘，這不但是試驗白話詩是否可能，這就是要證明白話可以做中國文學的一切門類的唯一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