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可以作詩，本來是毫無可疑的。杜甫、白居易、寒山、拾得、邵雍、王安石、陸遊的白話詩都可以舉來作證。詞曲裏的白話更多了。但何以我的朋友們還不能承認白話詩的可能呢？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白話詩確是不多，在那無數的古文詩裏，這兒那兒的幾首白話詩在數量上確是很少的。第二是因為舊日的詩人詞人隻有偶然用白話作詩詞的，沒有用全力作白話詩詞的，更沒有自覺的作白話詩詞的。所以現在這個問題還不能光靠曆史材料的證明，還須等待我們用實地試驗來證明。
所以我答叔永的信上說：
總之，白話未嚐不可以入詩，但白話詩尚不多見耳。古之所少有，今日豈必不可多作乎？……
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高腔京調未嚐不可成為第一流文學。……適以為但有第一流文人肯用高腔京調著作，便可使京調高腔成第一流文學。病在文人膽小不敢用之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謀生，故名士如高則誠、關漢卿之流皆肯作曲作雜劇。今之高腔京調皆不文不學之戲子為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則高腔京調之不幸也。……
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亞，即當時唱京調高腔者乎？……與莎氏並世之培根著《論集》（Essays），有拉丁文英文兩種本子；書既出世，培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當賴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則但以供一般普通俗人之傳誦耳，不足輕重也。此可見當時之英文的文學，其地位皆與今日京調高腔不相上下。……吾絕對不認“京調高腔”與“陶謝李杜”為勢不兩立之物。今且用足下之文字以述吾夢想中之文學革命之目的，曰：
（1）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敢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皆能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
（2）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國有許多白話京調高腔的陶、謝、李、杜，要令白話京調高腔之中產出幾許陶、謝、李、杜。（3）今日決用不著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何也？時代不同也。
（4）吾輩生於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遊》文字。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不似謝不似李不似杜的白話詩。與其作一個“真詩”，走“大道”，學這個，學那個的陳伯嚴、鄭蘇盦，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適。
此四者，乃適夢想中文學革命之宣言書也。
嗟夫，叔永，吾豈好立異以為高哉？徒以“心所謂是，不敢不為”。吾誌決矣。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吾之《去國集》乃是吾絕筆的文言韻文也。……（7月26日）
這是我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的詩詞。過了幾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於白話。今尚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為韻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於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
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誌，結伴同行。然我去誌已決。公等假我數年之期。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於“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則辟除棘荊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輕重。”足下定笑我狂耳。……（8月4日）
這封信是我對於一班討論文學的朋友的告別書。我把路線認清楚了，決定努力作白話詩的試驗，要用試驗的結果來證明我的主張的是非。所以從此之後，我不再和梅任諸君打筆墨官司了。信中說的“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誌，結伴而行”，也是我當時心裏感覺的一點寂寞。我心裏最感覺失望的，是我平時最敬愛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險。一年多的討論，還不能說服一兩個好朋友，我還妄想要在國內提倡文學革命的大運動嗎？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長林亂草，遠望著赫貞江。我忽然看見一對黃蝴蝶從樹梢飛上來，一會兒，一隻蝴蝶飛下去了，還有一隻蝴蝶獨自飛了一會，也慢慢地飛下去，去尋它的同伴去了，我心裏頗有點感觸，感觸到一種寂寞的難受，所以我寫了一首白話小詩，題目就叫做《朋友》（後來才改作《蝴蝶》）：
兩個黃蝴蝶，
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
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
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
天上太孤單。（8月23日）
這種孤單的情緒，並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我回想起來，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討論，若沒有那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朋友切磋的樂趣，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過那幾層大變化，決不會漸漸結晶成一個有係統的方案，決不會慢慢地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況且那年（1916）的3月間，梅覲莊對於我的俗話文學的主張，已很明白的表示讚成了。（看上文引他的3月19日來信。）後來他們的堅決反對，也許是我當時的少年意氣太盛，叫朋友難堪，反引起他們的反感來了，就使他們不能平心靜氣的考慮我的曆史見解，就使他們走上了反對的路上去，但是因為他們的反駁，我才有實地試驗白話詩的決心。莊子說得好：“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錯”，我對他們，隻有感激，決沒有絲毫的怨望。
我的決心試驗白話詩，一半是朋友們一年多討論的結果，一半也是我受的實驗主義的哲學的影響。實驗主義教訓我們：一切學理都隻是一種假設；必須要證實了（verified），然後可算是真理。證實的步驟，隻是先把一個假設的理論的種種可能的結果都推想出來，然後想法子來試驗這些結果是否適用，或是否能解決原來的問題。我的白話文學論不過是一個假設，這個假設的一部分（小說詞曲等）已有曆史的證實了；其作一部分（詩）還須等待實地試驗的結果。我的白話詩的實地試驗，不過是我的實驗主義的一種應用。所以我的白話詩還沒有寫得幾首，我的詩集已有了名字了，就叫做《嚐試集》。我讀陸遊的詩，有一首詩雲：
能仁院前有石像丈餘，蓋作大像時樣也。
江閣欲開千尺像，
雲龕先定此規模。
斜陰徙倚空長歎，
嚐試成功自古無。
陸放翁這首詩大概是別有所指，他的本意大概是說：小試而不得大用，是不會成功的，我借他這句詩，做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並且作了一首詩，說明我的嚐試主義：
嚐試篇
“嚐試成功自古無”，
放翁這話未必是。
我今為下一轉語，
自古成功在嚐試。
請看藥聖嚐百草，
嚐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醫試丹藥，
何嫌六百零六次。
莫想小試便成功，
哪有這樣容易事！
有時試到千百回，
始知前功盡拋棄。
即使如此已無愧，
即此失敗便足記。
告人此路不通行，
可使腳力莫浪費。
我生求師二十年，
今得“嚐試”兩個學。
作詩做事要如此，
雖未能到頗有誌。
作“嚐試歌”頌吾師，
願大家都來嚐試！（8月3日）
這是我的實驗主義的文學觀。
這個長期討論的結果，使我自己把許多散漫的思想彙集起來，成為一個係統。1916年的8月19日，我寫信給朱經農，中有一段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陳套語
（三）不講對仗
（四）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五）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方麵）。
（六）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不摹（模）仿古人。
（八）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的方麵）。
那年10月中，我寫信給陳獨秀先生，就提出這八個“文學革命”的條件。次序也是這樣的。不到一個月，我寫了一篇《文學改良芻議》，用複寫紙抄了兩份，一份給《留美學生季報》發表，一份寄給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胡適文存》卷一，頁七——二三）。在這篇文字裏，八件事的次序大改變了：
（一）須言之有物。
（二）不摹（模）仿古人。
（三）須講求文法。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務去爛（濫）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這個新次第是有意改動的。我把“不避俗字俗語”一件放在最後，標題隻是很委婉地說“不避俗字俗語”，其實是很鄭重的提出我的白話文學的主張。我在那篇文字裏說：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研人為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蓋吾國言文之背馳久矣。自佛書之輸入，譯者以文言不足以達意，故以淺近之文譯之，其體已近白話。其後佛氏講義語錄尤多用白話為之者，是為語錄體之原始。及宋人講學，以白話為語錄，此體遂成講學正體（明人因之）。當是時，白話已久入韻文，觀宋人之詩詞可見。及至元時，中國北部在異族之下三百餘年矣。此三百年中，中國乃發生一種通俗行遠之文學，文則有《水滸》、《西遊》、《三國》，曲則尤不可勝計。以今世眼光觀之，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最盛；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為最多。此無可疑也。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文合一，白話幾成文學的語言矣。使此趨勢不受阻遏，則中國幾有一“活文學”出現，而但丁、路得之偉業幾發生於神州。不意此趨勢驟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當時文人以何李七子之徒，又爭以複古為高。於是此千年難遇言文合一之機會，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曆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采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
這完全是用我三四月中寫出的《中國文學史觀》（見上文引的4月5日日記）稍稍加上一點後來的修正，可是我受了在美國的朋友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虛了，所以此文標題但稱“文學改良芻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篇末還說：
上述八事，乃吾年來研思此一大問題之結果。……謂之“芻議”，猶雲未定草也。伏惟國人同誌有以匡糾是正之。
這是一個外國留學生對於國內學者的謙遜態度。文字題為“芻議”，詩集題為“嚐試”，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的了。
陳獨秀先生是一個老革命黨，他起初對於我的八條件還有點懷疑（《新青年》二卷二號。其時國內好學深思的少年，如常乃德君，也說“說理紀事之文，必當以白話行之，但不可施於美術文耳”。見《新青年》二卷四號）。但他見了我的《文學改良芻議》之後，就完全讚成我的主張，他接著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新青年》二卷五號），正式在國內提出“文學革命”的旗幟。他說：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之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獨秀之外，最初讚成我的主張的，有北京大學教授錢玄同先生（《新青年》二卷六號通信；又三卷一號通信）。此後文學革命的運動就從美國幾個留學生的課餘討論，變成國內文人學者的討論了。
《文學改良芻議》是1917年1月出版的，我在1917年4月9日還寫了一封長信給陳獨秀先生，信內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獨秀在《新青年》（第三卷三號）上答我道：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其必欲擯棄國語文學，而悍然以古文為正宗者，猶之清初曆家排斥西法，乾嘉疇人非難地球繞日之說，吾輩實無餘閑與之作此無謂之討論也。
這樣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