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隊今日之趕上先鋒，自然未必不是先鋒的功勞，但做先鋒的人還應該努力向前爭這個“先鋒”的？位置。
我於前清光緒三十年的二月間從徽州到上海求那當時所謂“新學”。我進梅溪學堂後不到兩個月，《時報》便出版了。那時正當日俄戰爭初起的時候，全國的人心大震動，但是當時的幾家老報紙仍舊做那長篇的古文論說，仍舊保守那遺傳下來的老格式與老辦法，故不能供給當時的需要。就是那比較稍新的《中外日報》也不能滿足許多人的期望。《時報》應此時勢而產生。它的內容與辦法也確然能夠打破上海報界的許多老習慣，能夠開辟許多新法門，能夠引起許多新興趣。因此《時報》出世之後不久就成了中國智識階級的一個寵兒。幾年之後《時報》與學校幾乎成了不可分離的伴侶了。
我那年隻有14歲，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頗有一點文學的興趣，因此我當時對於《時報》的感情比對於別報都更好些。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幾乎沒有一天不看《時報》的。我記得有一次《時報》征求報上登的一部小說的全份，似乎是“火裏罪人”，我也是送去應征的許多人中的一個。我當時把《時報》上的許多小說詩話筆記長篇的專著都剪下來分粘成小冊子，若有一天的報遺失了，我心裏便不快樂，總想設法把它補起來。
我現在回想當時我們那些少年人何以這樣愛戀《時報》呢？我想有兩個大原因：
第一，《時報》的短評在當日是一種創體，做的人也聚精會神的大膽說話，故能引起許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讀者腦筋裏發生有力的影響。我記得《時報》產生的第一年裏有幾件大案子：一件是周生有案，一件是大鬧會審公堂案。《時報》對於這幾件事都有很明決的主張，每日不但有“冷”的短評，有時還有幾個人的簽名短評，同時登出。這種短評在現在已成了日報的常套了，在當時卻是一種文體的革新。用簡短的詞句，用冷峻明利的口吻，幾乎逐句分段，使讀者一目了然，不消費工夫去點句分段，不消費工夫去尋思考索。當日看報人的程度還在幼稚時代，這種明快冷刻的短評正合當時的需要。我還記得當周生有案快結束的時候，我受了《時報》短評的影響，痛恨上海道袁樹勳的喪失國權，曾和兩個同學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這也可見《時報》當日對於一般少年人的影響之大。這確是《時報》的一大貢獻。我們試看這種短評，在這17年來，逐漸變成了中國報界的公用文體，這就可見他們的用處與他們的魔力了。
第二，《時報》在當日確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學興趣。中國報紙登載小說大概最早的要算徐家彙的《彙報》。那時我還沒有出世呢。但《彙報》登的小說一大部分後來彙刻為《蘭苕館外史》，都是《聊齋》式的怪異小說，沒有什麼影響。戊戌以後，雜誌裏時時有譯著的小說出現，專提倡小說的雜誌也有了幾種，例如《新小說》及《繡像小說》（商務）。日報之中隻有《繁華報》（一種“花報”），逐日登載李伯元的小說。那些“大報”好像還不屑做這種事業（這一點我不敢斷定，我那時年紀太小了，看的報又不多，不知《時報》以前的“大報”有沒有登小說的）。那時的幾個大報大概都是很幹燥枯寂的，他們至多不過能做一兩篇合於古文義法的長篇論說罷了。《時報》出世以後每日登載“冷”或“笑”譯著的小說，有時每日有兩種冷血先生的白話小說，在當時譯界中確要算很好的譯筆。他有時自己也做一兩篇短篇小說，如福爾摩斯來華偵探案等，也是中國人做新體短篇小說最早的一段曆史。《時報》登的許多小說之中，《雙淚碑》最風行。但依我看來，還應該推那些白話譯本為最好。這些譯本如《銷金窟》之類，用很暢達的文筆，作很自由的翻譯，在當時最為適用。倘《幾道山恩仇記》（Count of monte cristo）全書都能像《銷金窟》（此乃《恩仇記》的一部分）這樣的譯出，這部名著在中國一定也會成了一部“家喻戶曉”的小說了。《時報》當日還有“平等閣詩話”一欄，對於現代詩人的紹介，選擇很精。詩話雖不如小說之風行，也很能引起許多人的文學興趣。我關於現代中國詩的知識差不多都是先從這部詩話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