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的談政治，隻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我自信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
梅先生是向來不讚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在卻極讚成我談政治；孫先生是向來最讚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在很懇摯的怪我不該談政治；常先生又不同了，他並非不讚成我談思想文學，他隻希望我此時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這真是我的歧路了！
我在這三岔路口，也曾遲回了三年；我現在忍著心腸來談政治，一隻腳已踏上東街，一隻腳還踏在西街，我的頭還是回望著那原來的老路上！伏廬的怪我走錯了路，我也可以承認；燕生怪我精神不貫注，也是真的。我要我的朋友們知道我所以“變節”與“變節而又遲回”的緣故，我不能不寫一段自述的文章。
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濟的功課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當1912到1916年，我一麵為中國的民主辯護，一麵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時是世界學生會的會員，國際政策會的會員，聯校非兵會的幹事。1915年，我為了討論中日交涉的問題，幾乎成為眾矢之的。1916年，我的國際非攻論文曾得最高獎金。但我那時已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上尋著我的終身事業了，同時又被一班討論文學問題的好朋友逼上文學革命的道路了。從此以後，哲學史成了我的職業，文學做了我的娛樂。
1917年7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勳複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複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20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我這四年多以來，寫了八九十萬字的文章，內中隻有一篇曾琦《國體與青年》的短序是談政治的，其餘的文字都是關於思想與文藝的。
1918年12月，我的朋友陳獨秀、李守常等發起《每周評論》。那是一個談政治的報，但我在《每周評論》做的文字總不過是小說文藝一類，不曾談過政治。直到1919年6月中，獨秀被捕，我接辦《每周評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那時正當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夥。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我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一號裏提出我的政論的導言，叫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存》卷二，頁一四七以下）。我那時說：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地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隻是畏難求易，隻是懶！
但我的政論的“導言”雖然出來了，我始終沒有做到“本文”的機會！我的導言引起了無數的抗議：北方的社會主義者駁我，南方的無政府主義者痛罵我。我第三次替這篇導言辯護的文章剛排上版，《每周評論》就被封禁了，我的政論文章也就流產了。
《每周評論》是1919年8月30日被封的。這2年零8個月之中，忙於病，使我不能分出工夫來做輿論的事業。我心裏也覺得我的哲學文學事業格外重要，實在舍不得丟了我的舊戀來巴結我的新歡。況且幾年不談政治的人，實在不容易提起一股高興來作政論的文章，心裏總想國內有人起來幹這種事業，何必要我來加一忙呢？
然而我等候了2年零8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戰爭”與“贏餘價值”；內政腐敗到了極處，他們好像都不曾看見，他們索性把“社論”、“時評”都取消了，拿那馬克思——克洛泡特金——愛羅先珂的附張來做擋箭牌、掩眼法！外交的失敗，他們確然也還談談，因為罵日本是不犯禁的；然而華盛頓會議中，英美調停，由中日兩國代表開議，國內的報紙就加上一個“直接交涉”的名目。直接交涉是他們反對過的，現在這個莫名其妙的東西又叫做“直接交涉”了，所以他們不能不極力反對。然而他們爭的是什麼呢？怎樣才可以達到目的呢？是不是要日本無條件的屈服呢？外交問題是不是可以不交涉而解決呢？這些問題就很少人過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