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候2年零8個月，實在忍不住了。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的談政治，隻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我自信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梅迪生說我談政治“較之談白話文與實驗主義勝萬萬矣”，他可錯了；我談政治隻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正如我談白話文也隻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
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驗主義隻是一個方法，隻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隻是參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證的假設，絕不是天經地義的信條。實驗主義注重在具體的事實與問題，故不承認根本的解決。他隻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
我這幾年的言論文字，隻是這一種實驗主義的態度在各方麵的應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證驗的思想方法。古文學的推翻，白話文學的提倡，哲學史的研究，《水滸》、《紅樓夢》的考證，一個“了”字或“們”字的曆史，都隻是這一個目的。我現在談政治，也希望在政論界提倡這一種“注重事實，尊崇證驗”的方法。
我的朋友們，我不曾“變節”，我的態度是如故的，隻是我的材料與實例變了。
孫伏廬說他想把那被政治史奪去的我，替文化史奪回來。我很感謝他的厚意。但我要加一句：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至於我精神不能貫注在政治上的原因，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隻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我家中政治的書比其餘的書，隻成1與5000的比例，我7天之中，至多隻能費一天在《努力周報》上做一段200字的短評，遠不如做10000字《李覯學說》的便利愉快。我隻希望提倡這一點“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政論態度，我最希望國內愛談政治又能談政治的學者來霸占這個周報。以後我7天之中，分出一天來替他們編輯整理，其餘6天仍舊去研究我的哲學與文學，那就是我的幸福了。
我很承認常燕生的責備，但我不能承認他責備的理由。他說：
至於思想文藝等事，先生們這幾年提倡的效果也可見了，難道還期望他尚能再有進步嗎？
他下文又說“現在到了山頂以後，便應當往下走了。”這些話我不大懂得。燕生決不會承認現在的思想文藝已到了山頂，不能“再有進步”了。我對於現今的思想文藝，是很不滿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隸減少了，卻添上了一班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隸；陳腐的古典主義打倒了，卻換上了種種淺薄的新典主義。我們“提倡有心，創造無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這也是我在這歧路上遲回瞻顧的一個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