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
我在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適文存》，約計有一百四五十萬字。我希望少年學生能讀我的書，故用報紙印刷，要使定價不貴。但現在三集的書價已在七元以上，貧寒的中學生已無力全買了。字數近百五十萬，也不是中學生能全讀的了。所以我現在從這三集裏選出了22篇論文，印作一冊，預備給國內的少年朋友們作一種課外讀物。如有學校教師願意選我的文字作課本的，我也希望他們用這個選本。
我選的這22篇文字，可以分作五組。
第一組六篇，泛論思想的方法。
第二組三篇，論人生觀。
第三組三篇，論中西文化。
第四組六篇，代表我對於中國文學的見解。
第五組四篇，代表我對於整理國故問題的態度與方法。為讀者的便利起見，我現在給每一組作一個簡短的提要，使我的少年朋友們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徑。
一
第一組收的文字是：
演化論與存疑主義
杜威先生與中國
杜威論思想
問題與主義
新生活
新思潮的意義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了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故我選前三篇介紹這兩位大師給我的少年朋友們。
從前陳獨秀先生曾說實驗主義和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這兩種方法能合作一條聯合戰線。這個希望是錯誤的。辯證法出於海格爾的哲學，是生物進化論成立以前的玄學方法。實驗主義是生物進化論出世以後的科學方法。這兩種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隻是因為中間隔了一層達爾文主義。達爾文的生物演化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大教訓：就是教我們明了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為的選擇，都由於一點一滴的變異，所以是一種很複雜的現象，決沒有一個簡單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會有一步跳到之後可以一成不變。辯證法的哲學本來也是生物學發達以前的一種進化理論；依他本身的理論，這個一正一反相毀相成的階段應該永遠不斷的呈現。但狹義的共產主義者卻似乎忘了這個原則，所以武斷的虛懸一個共產共有的理想境界，以為可以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後又可以用一階級專政方法把持不變。這樣的化複雜為簡單，這樣的根本否定演變的繼續便是十足的達爾文以前的武斷思想，比那頑固的海格爾更頑固了。
實驗主義從達爾文主義出發。故隻能承認一點一滴的不斷的改進是真實可靠的進化。我在《問題與主義》和《新思潮的意義》兩篇裏，隻發揮這個根本觀念。我認定民國六年以後的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再造中國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徑全靠研究一個個的具體問題。我說：
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地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製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都是一點一滴地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製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都是一點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頁六八）
我這個主張在當時最不能得各方麵的了解。當時（民國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後，國內正傾向於談主義。我預料到這個趨勢的危險，故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警告。我說：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麵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的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象）的能力，推思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應該可以有什麼樣的效果，更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最滿意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頁三六）
我又說：
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隻可認作一些假設的[待證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隻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隻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頁五〇）
這些話是民國八年七月寫的。於今已隔了十幾年，當日和我討論的朋友，一個已被殺死了，一個也頹唐了，但這些話字字句句都還可以應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現狀。十幾年前我所預料的種種危險，——“目的熱”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詞，把主義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一一都顯現在眼前了。所以我十分誠懇的把這些老話貢獻給我的少年朋友們，希望他們不可再走錯了思想的路子。
《新生活》一篇，本是為一個通俗周報寫的。十幾年來，這篇短文走進了中小學的教科書裏，讀過的人應該在一千萬以上了。但我盼望讀過此文的朋友們把這篇短文放在同組的五篇裏重新讀一遍。赫胥黎教人記得一句“拿證據來”，我現在教人記得一句“為什麼？”少年的朋友們，請仔細想想：你進學校是為什麼？你進一個政黨是為什麼？你努力做革命工作是為什麼？革命是為了什麼而革命？政府是為了什麼而存在？
請大家記得：人同畜生的分別，就在這個“為什麼”上。
二
第二組的文字隻有三篇：
《科學與人生觀》序
不朽
易卜生主義
這三篇代表我的人生觀，代表我的宗教。
《易卜生主義》一篇寫得最早，最初的英文稿是民國三年在康奈爾大學哲學會宣讀的，中文稿是民國七年寫的。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紀歐洲的個人主義的精華，故我這篇文章隻寫得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這篇文章在民國七八年間所以能有最大的興奮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為它所提倡的個人主義在當日確是最新鮮又最需要的一針注射。
娜拉拋棄了家庭丈夫兒女，飄然而去，隻因為她覺悟了她自己也是一個人，隻因為她感覺到她“無論如何，務必努力做一個人。”這便是易卜生主義。易卜生說：
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實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候覺得天下隻有關於你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頁一三〇）
這便是最健全的個人主義。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