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外戚傳》載後妃家族男子。魏收的《外戚傳》不記後妃，而專載後妃家族男子，開一新體例。自此以後，唐修《晉書》、《北齊書》、《北史》、《隋書》時也步其後塵，專立《外戚傳》。二十五史中的《舊唐書》、《新唐書》、《宋史》、《金史》、《明史》也都有專記外戚的類傳，可見其影響的深遠。
第四，新創《官氏誌》和《釋老誌》。《官氏誌》前半部分講官製，後增部分談氏族。後半部分分別列舉了拓拔部和所屬各部落、氏族原來的姓氏及所改的漢姓，為研究拓拔氏部族的形成、發展、擴大和漢化提供了完整而重要的資料。像這樣專講姓氏變化的史誌，在二十五史中僅此一篇。《釋老誌》也分為兩部分，對北魏以前的佛教、道教狀況作了具體記載。關於佛教，從西漢霍去病獲金人，東漢蔡忄音取佛經，洛陽建佛寺，魏晉後印度佛教東來，中國佛教徒西去，以及佛經的翻譯，建造佛像，開鑿石窟，佛教彌漫全國等情況，作了詳細完備的敘述，宛如一篇中國佛教小史。關於道教的起源、發展，以及被北魏統治者利用的情況，也說得很有係統條理。《釋老誌》的創立，符合曆史發展的必然要求，對史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
四
《魏書》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記述了鮮卑拓拔部的早期曆史及進入中原後封建的過程。大致勾畫出了鮮卑拓拔部由原始社會到階級社會的發展輪廓。始祖力微以後，拓拔部遷到今內蒙古自治區南部，生產力得到發展，原始氏族社會逐漸瓦解，魏收的敘述也漸詳盡起來。以後的封建化過程，孝文帝時的三長製、均田製，改鮮卑為漢姓，一係列的社會改革，都有詳盡的記載。北魏王朝之所以成為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統治中原地區的政權，政治比較穩定，維持的時間也較長，《魏書》詳盡地記錄了鮮卑貴族與漢族聯合統治的情況。
其次，反映了鮮卑貴族門閥化的情況。據《魏書》記載，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立即按照漢族門閥製度的模式，改變鮮卑貴族的姓氏，並規定其門第等級。魏收對“以貴承貴，以賤襲賤”的門閥進程有詳細的記載。為研究南北朝時期門閥製度的狀況，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第三，描述了佛教、道教的情況及其與北魏統治後的關係和社會影響。除了前述之外《釋老誌》還描述了佛教對北魏的社會影響。北魏統治者大多支持利用佛教。道武帝等各個皇帝都支持大修佛寺等佛事活動，盡管太武帝大規模地滅了一次佛，但總的說來，還是支持的，所以佛教在北魏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佛中人也為統治者提供各種統治幫助。《釋老誌》記載當時為佛寺服務的“僧礻氏戶”、“佛圖戶”的狀況，對於我們了解寺院經濟和階級關係無疑是很有用的。
第四，記述了北魏的經濟製度及經濟狀況。《魏書》列有《食貨誌》。《食貨誌》詳細記載了北魏均田製實行的時間。均田原則，各類人受田的數量、受田種類、調整規則均有記錄。同時對與均田製有關三長製和租調製也有詳細的記述。這些內容為後人研究北魏的土地製度、賦役製度和基層政權組織製度，提供了係統的基本史料。對北魏貨幣使用情況的記錄，也有助於我們從一個側麵了解北魏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
第五，記載了我國國內少數民族情況及北魏朝與國外經濟文化的交流。《魏書》的記載不限於北魏、東魏王朝，還涉及到北魏統治範圍以外的國家、地區和民族。如卷一〇〇為高句麗、百濟、勿吉、失韋、豆莫婁、地豆於、庫莫奚、契丹、烏洛侯等當時九國的列傳。另外還有卷一〇一和卷一〇二的記述，這些記載證明，在北魏時期，由於各民族人民錯居雜處，共同進行生產交流，民族融合日益加深，對於認識我國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創造的這一事實，有重要價值。
第六，保存了文化史、科技史等多方麵的資料。《魏書》對文化方麵對北魏發展有建樹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的事跡，都有記載。像《儒林傳》中的梁越、盧醜、張偉、梁祚、平恒、陳親、常爽、劉獻之、張吾貴、劉蘭、孫惠蔚、徐遵明、董微、刁衝、盧景裕、李同軌、李興業等十七位儒者的事跡，都具體地反映了北魏儒學及教育狀況。
總的說來，《魏書》在整個二十四史中，雖不算十分突出，但簡單地把它斥為“穢史”也是站不住腳的。它編撰體例合理，文筆流暢生動，它能給後人提供有關北魏一朝的各種研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