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典範性傳統中 ,“以德統治 ”是作為一種真正的王權過渡的形式而出現的 ,統治者的道德榜樣使得臣民紛紛仿效 ,由此奠定德治社會的基礎。中國境內皇權世襲的傳統造成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後漢時期創立了曆史循環理論 ,這種理論認為每個王朝的壽命是有定限的 ,因此 ,隻能由前後相繼的一係列王朝統治中國。雖然新王朝修前朝曆史的製度化習俗證明曆史循環理論已深入到政治思想中 ,但是 ,國家級禮儀似乎沒有為統治家族詳解這種理論的意涵 ,而是強調更樂觀一些的 “天命 ”觀。作為 “天命 ”的接受者 ,皇帝負有代表人民祭祀上天的主要責任 ,為的是讓上天施恩布澤 ,保佑帝國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天命觀在某種程度上往往與世襲統治的宗教表達 ———皇族的祖先崇拜 ———相扞格。中國的統治者大多接受皇權世襲的原則。在漢代 ,宗廟或太廟的地位與國家最高級別的祭壇相等 ,祭祀以前的統治者的靈魂的權力是皇帝特別看重的一項特權。
公元 7世紀開始 ,祭天成為最重要的一項國家級禮儀 ,但對皇室祖先的崇拜並沒有因此而停止。明清兩代都把太廟列為最高祭祀場所 (參閱圖二標示的太廟和其他重要祭祀場所的位置)。有清一代 ,在采取所有的重大政治行動之前和皇家發生任何變化———皇室成員的出生、婚姻和死亡 ———之後 ,均在太廟舉行 “告祭 ”。還有一個行之已久的習慣是在曆朝曆代統治者的陵墓和牌位前供奉祭品以祭祀他們。清朝在曆代帝王廟的祭祀被降低為第二等的國祭。
1644年,應明朝將領吳三桂之邀 ,滿族軍隊進入北京。明朝皇帝曾諭命吳三桂前來保衛京城免受李自成的進攻 ,但為時已太晚。當滿洲八旗軍隊騎馬進入北京城時 ,明朝的末代皇帝已經死亡,大清因此得脫弑君的罪名。滿洲人聲稱要幫助明朝 ,卻一路窮追猛打 ,直到把明朝皇帝的所有支持者全部消滅。進入京城的第二天,年輕的順治皇帝 (一年前子承父業登基為帝)參加了盛大的慶祝儀式。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明朝修建的天壇行祭天大禮。祭天之後,皇帝遂坐在特設於壇東一處空地的龍座上。玉璽被放在他麵前的桌子上,文武百官行 “三跪九叩”大禮。皇帝登基和百官行禮在明朝統治者的紫禁城裏重演了一遍,龍座設於後來稱之為太和門的地方,皇帝登基之前在此處閱讀 “賀表”。
1644年以後,世襲統治原則成為皇位繼承儀式的一部分。盡管 “天”仍然非常重要,但清朝的皇位繼承越來越強調孝道。滿洲人最終采用的秘密建儲製度強化了皇子在父皇生前和去世後展示孝道的必要性。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分析了這些禮儀的變化,其開端是1735年的皇位繼承。1735年皇位繼承儀式的象征意義在於重新詮釋了 “以德統治”:皇帝指定的繼承人要有當皇帝的資格。由於皇帝可在皇子當中任意挑選繼承人,所以他可能在爭議聲中選擇最能幹的皇子。在皇位繼承的儀式上所用的評語中,優點與道德同樣重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品質是孝道。以前的各朝各代都注重把登基儀式安排在先皇的棺槨前,清朝與此相反,清朝更重視登基慶典。
登基
漢族禮儀用語 “麵南”的象征意義可以追溯到古代。據《論語》記載,神話傳說中 “無為而治”的舜帝隻采取了一個舉措:麵南而坐。在帝製晚期,太和殿裏的君權被納入一套複雜的宇宙學說中。皇宮被稱為紫禁城,這個詞把皇宮與紫微垣———環繞天的中心 (北極星)的一組星星———聯係了起來。當皇帝———地球上的北極星———麵向南方 (像北極星一樣 ),在世俗世界的中心 (與天的中心對應)取得統治地位時,他就利用漢族人宇宙觀念體係中的象征性都城來加強他的合法性。
起初 “登基 ”一詞也許有更寬泛的意思 ,其中包括坐在龍座上接受百官的跪拜。這個舉措的政治象征意義不僅在漢人社會、而且在草原地區都是廣為人知的。教皇英諾森四世派來朝覲蒙古皇帝的方濟格會士普蘭 ·迦爾賓於 1245年抵達哈拉和林 ,親眼目睹了傳統的蒙古大會 ,在這次大會上 ,成吉思汗的孫子貴由被推選為可汗。他告訴我們 ,選舉結束後登基慶典的核心儀式是讓貴由坐在皇位上接受各部族首領的朝拜。這種風俗由來已久的曆史表明 ,盡管用滿漢兩種文字寫成的《大清實錄》努爾哈赤卷在 18世紀被大幅度修改 ,但其中關於努爾哈赤坐在寶座上接受以前敵人的朝拜的說明可能是曆史事實。這樣來看 ,在草原和漢人社會,選擇這種儀式以彰顯政治歸順的重要性都是有曆史先例的。
關於 1626年皇位繼承儀式的文字重在描述了王公大臣的忠順,他們以此來表明支持先皇的選擇。1643年的記錄描述了這樣一種情況 :年輕的皇位繼承人在叔輩跪在他麵前俯首稱臣時拿不準到底應不應該跪拜還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