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王符傳》：“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李賢注：
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醜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所說正與睡虎地《日書》甲種“反枳（支）”題下簡文相合。《漢書·遊俠傳·陳遵》：“（張）竦為賊兵所殺。”顏師古注：“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為賊所殺。桓譚以為通人之蔽也。”
睡虎地《日書》甲種有“艮山離門圖”：
圖下有文字說明：“此所胃（謂）艮山，禹之離日也。從上右方數朔之初日”（四七正叁）“及枳（支）各一日，數之而複從上數。□與”（四八正叁）“枳（支）刺艮山胃（謂）離日”（四九正叁）。“離”（五二正叁）“日不可以行，行不反（返）”（五三正叁）。李學勤稱此為《艮山圖》，指出“圖與《易》有關”，“是推定一月中‘離日’的方法”，按照這一數術，遇到“離日”不宜出行，因為據說這一天曾是夏禹的“離日”。圖下文字之“‘支’當為‘反支’的簡稱”。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中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注出“反”字者，也是“反支”的簡稱。綜合這兩種資料研究，可知“每月的‘離日’隻能在十一日到十二日之間，少則一日，多則二日”李學勤：《睡虎地秦簡中的〈艮山圖〉》，載《文物天地》，1991（4）。。
“反支”出行禁忌由秦而漢一脈相承，說明這一曆史時期民間交通心理的共同性。
《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談論六家之要詣曰：“嚐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張守節《正義》：“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王充《論衡》中專有8篇批判當時社會流行的各種禁忌。其中《辨祟》指出：“世俗信禍祟，以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歡笑，皆有所犯。”如“移徙”、“行作”等，“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如實論之，乃妄言也”。王充說：“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也，其遷徙日未必逢吉時也。”“趙軍為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眾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塗上之暴屍，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樞，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可見有識見的思想家往往對數術之學包括其中對交通發展形成顯著消極影響的有關行歸宜忌的內容持懷疑否定的態度。
然而，司馬談又說：“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王充雖指責“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同時又承認“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論衡·四諱》）。就是說，這種迷信心理之構成，可能也有某種合理的成分，其形成及影響，又有不容忽視的社會曆史條件。
交通禁忌的存在，顯然與以交通不發達的社會現實為背景的原始鬼神崇拜心理的遺存有關。
法國社會學家列維布留爾對原始人的思維特征曾進行卓有成就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閱讀司馬遷《史記》的法文譯本成為列維布留爾萌發研究原始思維這一意念的契機。他在研究中還十分重視有關中國的資料。他在《原始思維》一書中指出，落後民族往往“按照自己的原邏輯的和神秘的思維行事”，“常常有這樣的情形，土人腳夫們特別不聽話，如果他們膽敢冒險，他們甚至拒絕上路”。“白種人旅行者如果不深知自己這隊人的思維，他隻會在這裏麵看到懶惰、不服從、食言、無可救藥的不誠實，其實，很可能不是這麼一回事兒。也許黑人睡醒以後，其中一個人發現了什麼預示他或者全隊人將要遭難的凶兆。”［法］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丁由據俄文版譯，281~28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1月。中國古代與此類似的對出行逢凶的恐懼常常與忌憚鬼魅的心理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