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神雖然平時並沒有絕對的威嚴，然而王者與平民當遠行時均謙恭禮祀，不敢有所疏慢。
《墨子·貴義》：“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由日者之言，可知行忌有時源於天帝崇拜。睡虎地《日書》甲種“行”題下可見“是日赤啻（帝）恒以開臨下民而降其英（殃），不可具為百事，皆毋（無）所利”，尤其不能“大行遠行”（一二七正～一三○正）的內容。《日書》乙種也有大體相近的條文（一三二～一三七）。史籍中往往可以看到神靈當路的傳說。《風俗通義·怪神》：“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主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又如《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
（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禦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神靈雖未啟示世事，僅在道中顯身者，有《史記·高祖本紀》所載劉邦被酒夜經豐西澤中遇“大蛇當徑”，“拔劍擊斬蛇”事，傳謂“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史記·封禪書》還記述如下故事：
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
後“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若見”五帝臨道之幻覺，竟導致增置了祠禮製度完備的新的祀所。
江紹原在研究中國古代旅行者“行途遭逢的神奸和毒惡生物”時指出：“古中國人把無論遠近的出行認為一樁不尋常的事，換句話說，古人極重視出行。夫出行必有所為，然無論何所為，出田，出漁，出征，出吊聘，出亡，出遊，出貿易……總是離開自己較熟悉的地方而去之較不熟習或完全陌生的地方之謂。”古人“對於過分新奇過分不習見的事物和地方每生恐懼之心”，陌生的地方“不但是必有危險，這些危險而且是更不知，更不可知，更難預料，更難解除的。言語風尚族類異於我，故對我必懷有異心的人們而外，蟲蛇虎豹，草木森林，深山幽穀，大河急流，暴風狂雨，烈日嚴霜，社壇丘墓，神鬼妖魔，亦莫不欺我遠人”。江紹原還指出：“上古人自以為出行不論遠近，隨時隨處有為超自然物所乘之可能。這些超自然物，或在山林川澤，或在木石水火，或在道途丘墓，或在館舍廟堂。他們大抵不出自然精靈與人鬼兩大類，其中較大較有力者，有時被呼為‘神’。”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一——側重其法術的和宗教的方麵》，5、75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7月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影印。秦始皇東巡封禪泰山，不從儒生博士“為蒲車”、“埽地而祭”諸議，徑直登山，“中阪遇暴風雨”（《史記·封禪書》）《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秦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諸儒生於是譏之，以為神靈懲戒。又有湘山祠“大風”影響行程事，“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侮蔑湘君之神的狂暴行為，固然是政權強壓神權之例，然而這一事件又同樣可以說明交通活動中山川神崇拜的強有力的影響。《史記·封禪書》還記述，漢武帝“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複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行程中種種意外事件，往往都被看做神靈有意識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