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園林，是後世對曆朝曆代由皇家興造的、專供帝後遊幸居住的具有園林特征的宮苑園囿的概括代稱，是中國古代園林中一個鈐上皇家印記的特殊品類，也是皇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興衰榮辱，緊扣朝代的興亡命祚，與政治（含軍事）、經濟、文化的發展變化息息相關。園林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它的營造，除了政治、經濟基礎的支撐條件以外，文化的積累沉澱更為重要，所謂“盛世興園林”，正是文化走進繁榮的一個明顯的標誌。曆史上朝代的變更，有時隻一個政變，在一夜之間就可以完成，沒有一定時期的文化積累卻形不成一個時代的文化特色。園林文化是立體、直觀、生動、綜合的物化空間，是能夠置身其中體驗、參與的實體多元文化形態。皇家園林，往往是能夠折射一個朝代文化峰值的標的。在皇家主持的大規模的造園活動中，又牽動社會感知的方方麵麵，波及政治、經濟。中國皇家園林的興建，隨著中國封建帝製的結束而不再發生，但曆史從未遺忘它們的存在和曾經生發過的影響，從未停止過給予這樣或那樣的評述。或許，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代，距離我們最近，它所遺存的皇家園林，還有比較完整的實物留存至今，即使是遺址，也較前代更為清晰，所以成為社會更為關注的話題，並引發出諸如被英法聯軍燒毀的圓明園遺址該不該複建、慈禧重建頤和園到底挪用了多少海軍經費這樣的焦點話題和爭戰。其實研究中國皇家園林更需要從文化認知的層麵加以梳理。
有學者曾經這樣分析，中國封建社會所出現過的三個高峰，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它們中間相隔均在千年左右，查對中國曆史年表，這個結論是客觀的。產生這三個高峰的漢、唐、清，作為中國曆史上的三個強盛的朝代，皇家園林的興建也同樣存在一個時間上的規律。問題的發現，是從清代圓明園的一個紀年開始的。乾隆九年（1744），圓明園大規模興建工程告一段落，禦製《圓明園四十景》詩和費時六七年繪成的《圓明園四十景圖詠》完成，奉旨將其陳放在圓明園奉三無私殿中觀覽。筆者於1996年1月代表頤和園赴法國巴黎接受一項頤和園文物捐贈，抵達巴黎的第二天上午，作為接待日程安排，八十二歲高齡的捐贈人米歇爾·伯爾德來（Michel Beurdeley）親自駕車，將代表團一行引領至法國國家圖書館，出乎意料，為我們提取出該館珍藏的《圓明園四十景圖詠》兩大本冊頁，均為硬木精製夾板，麵刻直行“圓明園四十景圖詠”。紀年落款為“乾隆甲子夏六月，臣汪由敦敬書”。乾隆甲子正是乾隆九年（1744），這一年是清朝入關1644年的整整一百年。圓明園於這一年基本建成，有無必然聯係，其他朝代，特別是漢唐，是否也有這樣的一百年現象。
漢代立國為公元前206年，漢代皇家園林的特征是宮苑糅合的模式，最著名的上林苑是在秦代上林苑的基礎上加以擴展而形成，規模之大，堪稱空前絕後，為中國曆史上所出現過的最大的皇家園林。據周維權先生推算，苑牆長度為130～160公裏之間。漢上林苑是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開始擴建的，苑內被後世帝王崇尚的昆明池是漢武帝元狩三年（前120）開鑿的。開皇家園林之洗河，於池中堆造方丈、蓬萊、瀛洲三座仙山的建章宮太液池，開鑿於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若以這些皇家園林景物營造高潮的出現為標誌，則上距漢代開國的公元前206年恰當一百年左右。
唐代建國於618年，仍以長安為帝都，一百年後，公元713年（唐玄宗開元元年），唐王朝以“開元全盛日”的富足步入中國封建社會的黃金時代，這個時期皇家園林的營造與繁盛，莫過於曲江池芙蓉園。曲江池所在之處，是秦、漢、隋以來，均有營造的舊苑故池，隋代築大興城時，形成穿越城牆東南角、溝通城內外的水域。經開元年間的疏浚，拓展了水麵，建紫雲樓、彩霞亭、芙蓉園，與慈恩寺、大雁塔近相輝映。芙蓉園是一座離宮性質的別苑，地處曲江池的城外部分。為皇室遊幸的方便，沿南北城牆內側增建夾道，以備車馬儀仗來往大內宮室之間。曲江池的城內部分是百姓平民遊覽的公共景區。
曲江池芙蓉園，曾是曆史上極具穠麗奢華的皇家園林，它的興衰氣象，多半傳達自盛唐詩人的著名篇章，據統計，現存的就有三百篇之多。其中，杜甫的《麗人行》和《哀江頭》分別刻畫了“安史之亂”前後曲江池令人感歎的迥異情景。從“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同樣是春天，同樣是曲江水邊的芙蓉園，千年以往，誰也抹不去詩中的滄桑之感。“安史之亂”以後，曲江池雖有所恢複，但終究不能挽回大唐立國一百年所呈現的盛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