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圖六體，是晉代製圖學家裴秀提出的繪製地圖的六條原則，它是中國最早的地圖製圖學理論。它正確地闡明了地圖比例尺、方位和距離的關係，對中國西晉以後的地圖製作技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國地理學起源很早，遠在三四千年前的商、周時期，國家已經設置了專門掌管全國圖書誌籍的官吏。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我國曆史上一部地理學名著--《禹貢》。到了魏晉期間，因為年代久遠，《禹貢》中所記載的山川地名已經有很多變更。
西晉傑出的地圖學家裴秀，在晉武帝司馬炎稱帝期間，擔任司空一職，除在朝廷中負責其他政務外，他還負責管理國家的地圖和戶籍人口。由於職務上的關係，裴秀得以接觸更多的地理和地圖知識，並促使他對古代地理和地圖進行了仔細整理和精心研究。他發現，舊有的地圖多是沒有嚴格依據製圖原則繪製的，相當粗略。用裴秀的話說，就是這些地圖“不設分率”（比例尺），“又不考正準望”（方位），是“不可依據”的。
裴秀在詳細考證古今地名、山川形勢和疆域沿革的基礎上，以《禹貢》作基礎並結合當時晉朝的“十六州”而分州繪製的大型地圖集，繪製成了--《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圖上古今地名相互對照，它不僅是我國最早的地圖集，而且也是當時最完備、最精詳的地圖。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科學的繪製方法。
裴秀在《禹貢地域圖》的前麵寫了序言，詳細談到了他繪製地圖所運用的方法和必須遵守的幾項原則。這幾項原則雖然是前人在實踐中已經做到了的，但是，他把這些寶貴經驗加以總結提高，明確規定為“製圖之體有六”，對我國傳統製圖學理論作出了貢獻。
裴秀提出的製圖六體分別是：
“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即要具有反映地區長寬大小的比例尺。
“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即要確定彼此間的方位關係。
“三曰道裏，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即要知道兩地之間的人行路程。
“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製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這三項是說人行的路程有高下、方斜、迂直的不同，必須逢高取下，逢方取斜，逢迂取直，就是說要因地製宜，求出地物之間的水平直線距離。
裴秀認為，製圖六體是相互聯係的，在地圖製作中極為重要。地圖如果隻有圖形而沒有分率，就無法進行實地和圖上距離的比較和量測；如果按比例尺繪圖，不考慮準望，在其他地方就會有偏差；有了方位而無道裏，就不知圖上各居民地之間的遠近，就如山海阻隔不能相通；有了距離，而不測高下，不知山的坡度大小，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地圖同樣精度不高，不能應用。
以上是裴秀論述製圖六體的主要內容，這六條原則的綜合運用正確地解決了地圖比例尺、方位、距離及其改化問題。製圖六體是非常科學的，可以說，今天地圖學上所應考慮的主要因素，除經緯線和地圖投影外，裴秀幾乎都已經提出來了。早在1700多年前，裴秀不僅已經認識到在地圖上表現實際地形的時候有哪些相互影響的因素，而且知道用比例尺和方位去加以校正的方法，這在地圖發展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傑出成就。
裴秀創立的“製圖六體”理論，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圖製作綱要，在我國和世界地圖製圖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係統總結了前人豐富的繪圖經驗，為後世的地圖繪製工作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規範。唐代賈耽、宋代沈括、元代朱思本和明代的羅洪先等古代製圖學家的著名地圖，都繼承了製圖六體的原則。
科海拾貝
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三中談到“飛鳥圖”和取得“鳥飛之數”的方法，指出：飛鳥圖中各地之間的距離“如空中鳥飛直達”。他繪製《守令圖》的時候，“取鳥飛之數”的方法，正是裴秀“製圖六體”中的後三項（就是“高取下”、“方取邪”、“迂取直”三法），就是因地製宜求得兩地之間水平直線距離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