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圖誌》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其“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提出，打破了傳統的夷夏之辨的文化價值觀，樹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地理觀，傳播了近代自然科學知識，拓寬了國人的視野，開辟了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時代新風氣。
魏源原名遠達，字默深，出生於湖南。在他二十餘歲時，隨父親到了京城。他和林則徐、龔自珍等愛國誌士交往甚密，經常議論時政。由於魏源富有朝氣，桀驁不馴，所以在功名場中很不得意，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做幕客和從事寫作。
鴉片戰爭爆發前，林則徐被任為欽差大臣去廣東禁煙，他為了了解外國的情況，組織了一個班子翻譯外國的報紙和書籍。後來，林則徐還主持彙編了《四洲誌》一書，記述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個國家的地理和曆史。魏源就在《四洲誌》的基礎上寫成了《海國圖誌》。
關於寫《海國圖誌》的目的，魏源在《海國圖誌》一書的序中，說得非常清楚：“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製夷而作。”這就是說，是為了了解“夷情”，幫助人們學習其“長技”，以抵禦外侮、振興中華。當時清朝的很多頑固派都還在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視為“奇技淫巧”。而魏源在《海國圖誌》卻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對付外國侵略者，不能“舍其長，甘其害”，而必須“塞其害，師其長”，隻有“善師四夷者，能製四夷”。
《海國圖誌》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是第一部較為詳盡和係統的世界史地著作。首先在中國介紹世界史地知識的書當推西漢司馬遷的《史記》。以後，曆代正史多立有外國傳，但這些記載大多集中於中國邊境的國家。一直到近代，才有《四洲誌》和姚瑩撰成的《康輶紀行》。《四洲誌》是一部譯作，《康輶紀行》是綜合日記雜錄而成的。而《海國圖誌》不僅在編纂和內容上彌補了《四洲誌》和《康輶紀行》等書的缺憾，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結構和理論。書中征引古今中外近百種資料，係統地介紹了西方各國的地理、曆史、政治狀況和許多先進科學技術，如火輪船及地雷等新式武器的製造和使用。書中還記載了各國氣候、物產、交通貿易、民情風俗、文化教育、中外關係、宗教、曆法、科學技術等。所以，有人把《海國圖誌》譽為國人談世界史地的開山之作。
《海國圖誌》的劃時代意義，還在於給閉關鎖國已久的中國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明末清初，西洋傳教士利瑪竇等人來華，帶來了世界知識的新東西，但卻不被人們所重視。鴉片戰爭爆發前，妄自尊大的清朝皇帝和達官顯貴，竟然連英國在何方都不知道。《海國圖誌》的出版，打破了這種孤陋寡聞的狀況，它向人們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國地圖，又以66卷的篇幅，詳敘了各國史地情況。這樣，使當時的中國人通過《海國圖誌》這一望遠鏡，開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堅船利炮”，又看到了歐洲國家的商業、鐵路交通、學校等情況，認識了近代的新鮮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國圖誌》中，作者不僅重視工商業，並且還由經濟擴展到政治，由原來對西方“堅船利炮”等技術層麵的佩服，發展到對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民主政體的介紹，至此，魏源的“師夷”思想發展到了他那個時代的高峰。
由於當時學術水平的限製，魏源的《海國圖誌》當然不是一部完善的著作，全書除《籌海篇》和各部分的敘文、按語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是魏源精心撰述的之外，其餘大多是輯錄他人著作彙編而成的。這樣，在彙編時其中原有的欠缺和錯誤，他並沒有去糾正。但是，這並不影響《海國圖誌》對於中國近代史的重大意義。
科海拾貝
《海國圖誌》在國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響。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國圖誌》60卷本，人們爭相購讀。它還曾在明治維新中起過一定的作用，現代日本學者井上靖說過：“幕府末期日本學者文化人等……例如，橫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傾向開國主義，其契機是讀了中國的《海國圖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