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遷之年代，後左丘約四百年。此四百年間之中國社會，譬之於水，其猶經百川競流波瀾壯闊以後，乃彙為湖泊，恬波不揚。民族則由分展而趨統一，政治則革閥族而歸獨裁，學術則倦貢新而思竺舊。而遷之《史記》，則作於其間。遷之先，既世為周史官，遷襲父談業為漢太史，其學蓋有所受。遷之自言曰：“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太史公自序》然而又曰：“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蓋遷實欲建設一曆史哲學，而借事實以為發明。故又引孔子之言以自況，謂：“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自序》舊史官紀事實而無目的，孔子作《春秋》，時或為目的而犧牲事實。其懷抱深遠之目的，而又忠勤於事實者，惟遷為兼之。遷書取材於《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以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織而成。其本紀以事係年，取則於《春秋》；其八書詳紀政製，蛻形於《尚書》；其十表稽牒作譜，印範於《世本》；其世家、列傳，既宗雅記，亦采瑣語，則《國語》之遺規也。諸體雖非皆遷所自創，而遷實集其大成。兼綜諸體而調和之，使互相補而各盡其用。此足征遷組織力之強，而文章技術之妙也。班固述劉向、揚雄之言，謂“遷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漢書》本傳讚。鄭樵謂“自《春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通誌·總序》，諒矣。其最異於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為本位，故其書廁諸世界著作之林，其價值乃頗類布爾達克之《英雄傳》，其年代略相先後布爾達克後司馬遷約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響所被之廣且遠亦略同也。後人或能譏彈遷書，然遷書固已皋牢百代，二千年來所謂正史者，莫能越其範圍。豈後人創作力不逮古耶？抑遷自有其不朽者存也。
司馬遷以前，無所謂史學也。《漢書·藝文誌》以史書附於六藝略之春秋家，著錄者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遷前者，僅百九十一篇。及《隋書·經籍誌》史部著錄，乃驟至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五卷，數百年間，加增四十倍。此遷以後史學開放之明效也。古者惟史官為能作史。私人作史，自孔子始。然孔子非史家，吾既言之矣。司馬遷雖身為史官，而其書實為私撰。觀其傳授淵源，出自其外孫楊惲，斯可證也看《漢書·惲傳》。遷書出後，續者蜂起，見於本書者，有褚少孫；見於《七略》者，有馮商；見於《後漢書·班彪傳注》及《史通》者，有劉向等十六人；見於《通誌》者，有賈逵。其人大率皆非史官也。班固雖嚐為蘭台令史，然其著《漢書》實非以史官資格；故當時猶以私改史記構罪係獄焉看《後漢書》本傳。至如魚豢、孫盛、王銓、王隱、習鑿齒、華嶠、陳壽、袁宏、範曄、何法盛、臧榮緒輩，則皆非史官看《史通·正史篇》。曷為古代必史官乃能作史，而漢以後則否耶？世官之製，至漢已革，前此史官專有之智識，今已漸為社會所公有，此其一也。文化工具日新，著寫傳鈔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搜集，此其二也。遷書既美善，引起學者研究興味，社會靡然向風，此其三也。自茲以還，蔚為大國。兩晉、六朝，百學蕪穢，而治史者獨盛，在晉尤著。讀《隋書·經籍誌》及清丁國鈞之《補晉書藝文誌》可見也。故吾常謂晉代玄學之外惟有史學，而我國史學界亦以晉為全盤時代。
斷代為史，始於班固。劉知幾極推尊此體，謂其“包舉一代，撰成一書，學者尋討，易為其功”《史通·六家篇》。鄭樵則極詆之，謂：“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固為彪之子，不能傳其業。……斷代為史，無複相因之義。……會通之道，自此失矣。”《通誌·總序》此兩種反對之批評，吾儕蓋袒鄭樵。樵從編纂義例上論斷代之失，其言既已博深切明看原文。然遷、固兩體之區別，在曆史觀念上尤有絕大之意義焉。《史記》以社會全體為史的中樞，故不失為國民的曆史。《漢書》以下則以帝室為史的中樞，自是而史乃變為帝王家譜矣。夫史之為狀如流水然，抽刀斷之，不可得斷。今之治史者，強分為古代、中世、近世，猶苦不能得正當標準，而況可以一朝代之興亡為之劃分耶？史名而冠以朝代，是明告人以我之此書為某朝代之主人而作也。是故南朝不得不謂北為“索虜”，北朝不得不謂南為“島夷”，王淩、諸葛誕、毌丘儉之徒，著晉史者勢不能不稱為賊，而雖以私淑孔子自命維持名教之歐陽修，其《新五代史》開宗明義第一句，亦不能不對於積年劇盜朱溫其人者大書特書稱為“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也。斷代史之根本謬誤在此。而今者官書二十四部，鹹率循而莫敢立異，則班固作俑之力其亦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