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曰：“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後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誌、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取。”又曰：“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文史通義·書教篇》此言班書以下，作者皆陳陳相因，無複創作精神。其論至痛切矣。然今所謂二十四史者，其品之良穢亦至不齊。同在一體裁中，而價值自固有高下。前人比較評騭之論既甚多，所評當否，當由讀者自懸一標準以衡審之，故今不具論。惟有一明顯之分野最當注意者，則唐以前書皆私撰而成於一人之手，唐以後書皆官撰而成於多人之手也。最有名之馬、班、陳、範四史皆出私撰，前已具陳。即沈約、蕭子顯、魏收之流，雖身為史官，奉敕編述，然其書什九，獨力所成。自唐太宗以後，而此風一變，太宗既以雄才大略削平天下，又以“右文”自命，思與學者爭席。因欲自作陸機、王羲之兩傳讚，乃命史臣別修《晉書》？書成而舊著十八家俱廢看《史通·正史篇》。同時又敕撰梁、陳、齊、周、隋五書，皆大開史局，置員猥多，而以貴官領其事。自茲以往，習為成例。於是著作之業，等於奉公；編述之人，名實乖迕。例如房喬、魏征、劉昫、托克托、宋濂、張廷玉等，屍名為某史撰人，而實則於其書無與也。蓋自唐以後，除李延壽《南史》《北史》，歐陽修《新五代史》之外，其餘諸史皆在此種條件之下而成立者也。此種官撰、合撰之史，其最大流弊則在著者無責任心。劉知幾傷之曰：“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又曰：“史官記注，取稟監修。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史通·忤時篇》既無從負責，則群相率於不負責，此自然之數矣。坐此之故，則著者之個性湮滅，而其書無複精神。司馬遷忍辱發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範諸賢，亦同斯誌，故讀其書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見焉。歐陽修《新五代史》，其價值如何，雖評者異辭，要之固修之麵目也。若隋、唐、宋、元、明諸史，則如聚群匠共畫一壁，非複藝術，不過一絕無生命之粉本而已。坐此之故，並史家之技術亦無所得施。史料之別裁，史筆之運用，雖有名手，亦往往被牽掣而不能行其誌，故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蕪累亦愈甚也《明史》不在此例。萬斯同有言：“治史者，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無不習察，然後可製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眾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方苞撰《萬季野墓表》此言可謂博深切明。蓋我國古代史學因置史官而極發達，其近代史學亦因置史官而漸衰敝，則史官之性質，今有以異於古所雲也。
與紀傳體並峙者為編年體。帳簿式之舊編年體起原最古，既如前述。其內容豐富而有組織之新編年體，舊說以為起於《左傳》。雖然，以近世學者所考訂，則左氏書原來之組織殆非如是。故論此體鼻祖，與其謂祖左氏，毋寧謂祖陸賈之《楚漢春秋》。惜賈書今佚，其真麵目如何不得確知也。漢獻帝以《漢書》繁博難讀，詔《荀悅》要刪之，悅乃撰為《漢紀》三十卷，此現存新編年體之第一部書也。悅自述謂：“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以副本書。”又謂：“省約易習，無妨本書。”語其著作動機，不過節鈔舊書耳。然結構既新，遂成創作。蓋紀傳體之長處，在內容繁富，社會各部分情狀皆可以納入；其短處在事跡分隸淩亂，其年代又重複，勢不可避。劉知幾所謂：“同為一事，分為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故賈誼與屈原同列，曹沫與荊軻並編。”《史通·二體篇》此皆其弊也。《漢紀》之作，以年係事，易人物本位為時際本位，學者便焉。悅之後，則有張璠、袁宏之《後漢紀》，孫盛之《魏春秋》，習鑿齒之《漢晉春秋》，幹寶、徐廣之《晉紀》，裴子野之《宋略》，吳均之《齊春秋》，何之元之《梁典》……等現存者僅荀、袁二家。蓋自班固以後，紀傳體既斷代為書，故自荀悅以後，編年體亦循其則。每易一姓，紀傳家既為作一書，編年家複為作一紀，而皆係以朝代之名，斷代施諸紀傳，識者猶譏之，編年效顰，其益可以已矣。宋司馬光毅然矯之，作《資治通鑒》以續《左傳》。上紀戰國，下終五代西紀前四○三至後九五九，千三百六十二年間大事，按年紀載，一氣銜接。光本邃於掌故觀所著《涑水紀聞》可見，其別裁之力又甚強觀《通鑒考異》可見，其書斷製有法度。胡三省注而序之曰：“溫公遍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擿幽隱，薈稡為書。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範祖禹，皆天下選也，曆十九年而成。”其所經緯規製，確為中古以降一大創作。故至今傳習之盛，與《史》《漢》埒。後此朱熹因其書稍加點竄，作《通鑒綱目》，竊比孔氏之《春秋》，然終莫能奪也。光書既訖五代，後人紛紛踵而續之，卒未有能及光者。故吾國史界稱前後兩司馬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