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鈔書者可以成創作。荀悅《漢紀》而後，又見之於宋袁樞之《通鑒紀事本末》。編年體以年為經，以事為緯，使讀者能了然於史跡之時際的關係，此其所長也。然史跡固有連續性，一事或亙數年或亙百數十年，編年體之紀述，無論若何巧妙，其本質總不能離帳簿式。讀本年所紀之事，其原因在若幹年前者或已忘其來曆，其結果在若幹年後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檢為勞，抑亦寡味矣。樞鈔《通鑒》，以事為起訖，千六百餘年之書約之為二百三十有九事。其始亦不過感翻檢之苦痛，為自己研究此書謀一方便耳。及其既成，則於斯界別辟一蹊徑焉。楊萬裏敘之曰：“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蓋紀傳體以人為主，編年體以年為主，而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夫欲求史跡之原因結果以為鑒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故紀事本末體，於吾儕之理想的新史最為相近，抑亦舊史界進化之極軌也。章學誠曰：“《本末》之為體，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語此。……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文史通義·書教篇》其論當矣。樞所述僅局於政治，其於社會他部分之事項多付闕如。其分目又仍涉瑣碎，未極貫通之能事。然彼本以鈔《通鑒》為職誌，所述不容出《通鑒》外，則著書體例宜然。即提要鉤元之功，亦愈後起而愈易致力，未可以吾儕今日之眼光苛責古人也。樞書出後，明清兩代踵作頗多。然謹嚴精粹，亦未有能及樞者。
紀傳體中有書誌一門，蓋導源於《尚書》，而旨趣在專紀文物製度，此又與吾儕所要求之新史較為接近者也。然茲事所貴在會通古今，觀其沿革。各史既斷代為書，乃發生兩種困難：苟不追敘前代，則源委不明；追敘太多，則繁複取厭。況各史非皆有誌，有誌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闕遺，見斯滯矣。於是乎有統括史誌之必要。其卓然成—創作以應此要求者，則唐杜佑之《通典》也。其書“采五經群史，上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曆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李翰序文。此實史誌著作之一進化也。其後元馬端臨仿之作《文獻通考》，雖篇目較繁備，征引較雜博，然無別識，無通裁章學誠《文史通義》評彼書語，僅便翻檢而已。
有《通鑒》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製通，正史斷代之不便矯正過半矣，然猶未盡也。梁武帝敕吳均等作《通史》，上自漢之太初，下終齊室。意欲破除朝代界限，直接遷書，闕意甚盛。但其書久佚，無從批評。劉知幾譏其蕪累，謂“使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史通·六家篇》，想或然也。宋鄭樵生左、馬千歲之後，奮高掌，邁遠蹠，以作《通誌》，可謂豪傑之士也。其《自序》抨擊班固以下斷代之弊，語語皆中窾要。清章學誠益助樵張目。嚐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又曰：“鄭氏《通誌》，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諸子之意，寓於史裁。”《文史通義·釋通篇》其所以推獎者至矣。吾儕固深讚鄭、章之論，認《通史》之修為不可以已。其於樵之別裁精鑒，亦所心折。雖然，吾儕讀《通誌》一書，除《二十略》外，竟不能發見其有何等價值。意者仍所謂“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耶？樵雖抱宏願，然終是向司馬遷圈中討生活。鬆柏之下，其草不植，樵之失敗，宜也。然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以上所述為舊目錄家所指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政書之四體，皆於創作之人加以評騭，而踵效者略焉。二千年來斯學進化軌跡，略可見矣。自餘史部之書，《隋書·經籍誌》分為雜史，霸史，起居注，故事職官，雜傳，儀注，刑法，目錄，譜牒，地理，凡十一門。《史通·雜述篇》臚舉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凡十種。此後累代著錄，門類皆小異而大同。以吾觀之，可中分為二大類：一曰供後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製成局部的史籍者。第一類，並未嚐經錘煉組織，不過為照例的或一時的之記錄，備後世作者之搜采。其在官書，則如起居注，實錄，諭旨，方略之類；如儀注，通禮，律例，會典之類。其在私著，則或專紀一地方，如趙岐《三輔決錄》，潘嶽《關中記》等；或在一地方中複專紀一事類，如陸機《建康宮殿記》，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楊孚《交州異物誌》等；或專紀一時代，如陸賈《楚漢春秋》，王度《二石偽治時事》等；或在一時代中專紀一事，如《晉修複山陵故事》《晉八王故事》等；有專紀一類人物者，如劉向《列女傳》，皇甫謐《高士傳》等；有紀人物複限於一地方或一年代者，如陳壽《益部耆舊傳》，謝承《會稽先賢傳》；袁敬仲《正始名士傳》等；有專為一家或一人作傳者，如江統之《江氏家傳》，範汪之《範氏家傳》，慧立之《慈恩法師傳》等；或記載遊曆見聞，如郭象《述征記》，法顯《佛國記》等；或采錄異聞，作半小說體，如《山海經》《穆天子傳》《飛燕外傳》等；或拾遺識小，聊供談噱，如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等。凡此皆未嚐以述作自居，惟取供述作者之資料而已以上所舉例，皆取諸隋、唐兩誌，其書今存者希。
其第二類，則搜集許多資料，經一番組織之後，確成一著述之體裁。但所敘者專屬於某種事狀，其性質為局部的，而與正史編年等含有普遍性質者殊科焉。此類之書，發達最早者為地方史，常璩之《華陽國誌》其標本也，其流衍為各省、府、州、縣之方誌。次則法製史，如《曆代職官表》《曆代鹽法誌》等類。次則宗教或學術史，如《佛祖曆代通載》《明儒學案》等類。其餘專明一義，如律曆，金石，目錄……等等，所在多有，然裒然可觀者實稀。蓋我國此類著述，發達尚幼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