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既多，則注釋考證，自然踵起。注釋有二：一曰注訓詁，如裴駰、徐野民等之於《史記》，應劭、如淳等之於《漢書》。二曰注事實，如裴鬆之之於《三國誌》。前者於史跡無甚關係，後者則與本書相輔矣。考證者，所以審定史料之是否正確，實為史家求征信之要具。《隋書·經籍誌》有劉寶之《漢書駁議》，姚察之《定漢書疑》，蓋此類書之最古者。司馬光既寫定《通鑒》，即自為《考異》三十卷，亦著述家之好模範也。大抵考證之業，宋儒始引其緒，劉攽、洪邁輩之書，稍有可觀。至清而大盛，其最著者如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權》，趙翼之《廿二史劄記》。其他關於一書一篇一事之考證，往往析入豪芒，其作者不可僂指焉。
近代著錄家，多別立史評一門，史評有二：一，批評史跡者；二，批評史書者。批評史跡者，對於曆史上所發生之事項而加以評論。蓋《左傳》《史記》已發其端，後此各正史及《通鑒》皆因之。亦有泐為專篇者，如賈誼《過秦論》，陸機《辨亡論》之類是也。宋、明以後，益尚浮議，於是有史論專書，如呂祖謙之《東萊博議》，張溥之《曆代史論》等。其末流隻以供帖括剿說之資，於史學無與焉。其較有價值者為王夫之之《讀通鑒論》《宋論》。雖然，此類書無論若何警拔，總易導讀者入於奮臆空談一路，故善學者弗尚焉。批評史書者，質言之，則所評即為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學所賴以建設也。自有史學以來二千年間，得三人焉：在唐則劉知幾，其學說在《史通》；在宋則鄭樵，其學說在《通誌·總序》及《藝文略》《校讐略》《圖譜略》；在清則章學誠，其學說在《文史通義》。知幾之自述曰：“《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史通·自敘》樵之自述曰：“凡著書者雖采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之言。……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之儒所不得而聞也。”又曰：“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通誌·總序》學誠自述曰：“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誌隅·自序》又曰：“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辟，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辟其榛蕪。然恐驚世駭俗，為不知己者詬厲。”《與汪輝祖書》又曰：“吾於史學，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吏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家書》二讀此諸文，可以知三子者之所以自信為何如，又可知彼輩卓識，不見容於並時之流俗也。竊常論之，劉氏事理縝密，識力銳敏。其勇於懷疑，勤於綜核，王充以來一人而已。其書中《疑古》《惑經》諸篇，雖於孔子亦不曲徇，可謂最嚴正的批評態度也。章氏謂其所議僅及館局纂修，斯固然也。然鑒別史料之法，劉氏言之最精，非鄭、章所能逮也。鄭氏之學，前段已略致評。章氏評之謂：“其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
《文史通義·釋通篇》又謂：“《通誌》例有餘而質不足以副。”《與邵二雲書》皆可謂知言。然劉、章惟有論史學之書，而未嚐自著成一史，鄭氏則既出所學以與吾人共見，而確信彼自有其不朽者存矣。章氏生劉、鄭之後，較其短長以自出機杼，自更易為功。而彼於學術大原，實自有一種融會貫通之特別見地。故所論與近代西方之史家言多有冥契。惜其所躬自撰述者，僅限於方誌數種，未能為史界辟一新天地耳。要之，自有左丘、司馬遷、班固、荀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後中國始有史；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後中國始有史學矣。至其持論多有為吾儕所不敢苟同者，則時代使然，環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輕謗前輩也。
吾草此章將竟，對於與吾儕最接近之清代史學界，更當置數言。前清為一切學術複興之時代，獨於史界之著作，最為寂寥。唐宋去今如彼其遠，其文集、雜著中所遺史跡，尚累累盈望。清則舍官書及諛墓文外，殆無餘物可以相餉。史料之涸乏，未有如清者也。此其故不難察焉，試一檢康、雍、乾三朝諸文字之獄，則知其所以箝吾先民之口而奪之氣者，其凶悍為何如。其敢於有所論列而幸免於文網者，吾見全祖望一人而已看《鮚埼亭集》。竊位者壹意摧殘文獻以謀自固。今位則成閏矣，而已湮、已亂之文獻，終不可複，哀哉耗矣。雖然，士大夫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故壓於此者伸於彼；史學之在清代，亦非無成績之可言。章學誠之卓犖千古，前既論之矣。此外關於史界，尚有數種部分的創作：其一，如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其書有組織，有斷製，全書百三十卷一氣嗬成為一篇文字，以地理形勢為經，而緯之以史跡。其善於駕馭史料蓋前人所莫能逮。故魏禧稱為“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也。其二，如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將全部《左傳》拆碎，而自立門類以排比之。善用其法，則於一時代之史跡能深入而顯出矣。其三，如黃宗羲之《明儒學案》，實為中國有學史之始。其書有宗旨，有條貫，異乎鈔撮駁雜者。其四，如趙翼之《廿二史劄記》，此書雖與錢大昕、王鳴盛之作齊名見前，然性質有絕異處。錢、王皆為狹義的考證，趙則教吾儕以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昔人言“屬辭比事，《春秋》之教”。趙書蓋最善於比事也。此法自宋洪邁《容齋隨筆》漸解應用，至趙而其技益進焉。此四家者，皆卓然有所建樹，足以自附於述作之林者也。其他又尚有數類書，在清代極為發達：（一）表誌之補續。自萬斯同著《曆代史表》後，繼者接踵，各史表誌之缺，殆已補綴無遺，且所補常有突過前作者。（二）史文之考證。考證本為清代樸學家專門之業，初則僅用以治經，繼乃並用以治史。此類之書有價值者毋慮百數十種。對於古籍，訂訛糾繆，經此一番整理，為吾儕省無限精力。（三）方誌之重修。各省、府、州、縣誌什九皆有新修本，董其事者皆一時名士，乃至如章學誠輩之所懷抱，皆借此小試焉。故地方史蔚然可觀，為前代所無。（四）年譜之流行。清儒為古代名人作年譜者甚多，大率皆精詣之作。章學誠所謂“一人之史而可以與家史、國史、一代之史相取證”者也。（五）外史之研究。自魏源、徐鬆等喜談邊徼形事，漸引起研究蒙古史跡之興味。洪鈞之《元史釋文證補》知取材於域外，自此史家範圍益擴大，漸含有世界性矣。凡此皆清代史學之成績也。雖然，清儒所得自效於史學界者而僅如是，固已為史學界之不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