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從石刻中搜史料，乃與昔之金石學家異其方向。吾最喜為大量的比較觀察，求得其總括的概象，而推尋其所以然。試舉其例：吾嚐從事於石畫的研究，見漢石有畫無數，魏晉以後則漸少，以至於絕。此何故者？石畫惟山東最多，次則四川，他省殆無有。此又何故者？吾嚐從事於佛教石刻的研究，見造像惟六朝時最多，前乎此者無有，後乎此者則漸少。此何故者？同是六朝也，惟北朝之魏齊獨多，南朝及北周則絕少。此又何故者？河南之龍門造像千餘龕，魏齊物什而七八，隋刻僅三耳。而山東之千佛、雲門、玉函諸山，殆皆隋刻，直隸之宣霧山、南響堂山，又殆皆唐刻。此又何故者？自隋而經幢代造象以興，迄唐而極盛。此又何故者？宋以後而此類關於佛教之小石刻，殆皆滅絕。此又何故者？曆代佛教徒所刻佛經，或磨崖，或藏洞，或建幢，所至皆是，而儒經、道經則甚希。此又何故者？吾嚐從事於墓文的研究，見北魏以後，墓誌如鯽，兩漢則有碑而無誌。此何故者？南朝之東晉、宋、齊、梁、陳，墓文絕稀，不逮並時北朝百分之二三。此又何故者？此不過隨舉數例，若采用吾法，則其可以綜析研究之事項更甚多，固無待言。吾之此法，先求得其概象，然後尋其原因，前文所謂“何故何故”，吾有略能解答者，有全未能解答者。然無論何項，其原因皆甚複雜而與社會他部分之事實有種種聯帶關係，則可斷言也。此種搜集史料方法，或疑其瑣碎無用，實乃不然。即如佛教石刻一項，吾統觀而概想之，則當時四五百年間社會迷信之狀況能活現吾前。其迷信之地方的分野與時代的蛻變，亦大略可睹。舍此以外，欲從舊史中得如此明確之印象，蓋甚難也。吾前所言抽象的史料，即屬此種。凡百皆然，而石刻之研究，亦其一例耳。
金文之研究以商周彝器為主。吾前已曾言其美術方麵之價值矣，今更從文字款識上有所論列。金文證史之功，過於石刻。蓋以年代愈遠，史料愈湮，片鱗殘甲，罔不可寶也。例如周宣王伐狁之役，實我民族上古時代對外一大事，其跡僅見《詩經》，而簡略不可理；及《小盂鼎》《虢季子白盤》《梁伯戈》諸器出世，經學者悉心考釋，然後茲役之年月、戰線、戰略、兵數皆曆曆可推。又如西周時民間債權交易準折之狀況及民事案件之裁判，古書中一無可考。自《曶鼎》出，推釋之即略見其概。餘如《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字數抵一篇《尚書》，典章製度之藉以傳者蓋多矣。又如秦《詛楚文》，於當時宗教信仰情狀，兩國交惡始末，皆有關係，雖原器已佚，而摹本猶為瓌寶也。若衡以吾所謂抽象的史料者，則吾曾將金文中之古國名，試一搜集，竟得九十餘國，其國在春秋時已亡者，蓋什而八九矣。若將此法應用於各方麵，其所得必當不乏也。至如文字變遷之跡賴此大明，而眾所共知，無勞喋述矣。
距今十五六年前，在河南安陽縣治西五裏之小屯，得骨甲文無數，所稱“殷虛書契”者是也。初出時，世莫識其文，且莫能名其為何物；十年來經多數學者苦心鑽索，始定其為龜甲獸骨之屬，其發見之地為殷故都，其所槧為殷時文字，字之可識者略已過千，文亦浸可讀。於是為治古代史者莫大之助。蓋吾儕所知殷代史跡除《尚書》中七篇及《史記》之《殷本紀》《三代世表》外，一無所有，得此乃忽若辟一新殖民地也。此項甲文中所含史料，當於敘述殷代史時引用之，今不先舉。要之此次之發見，不獨在文字源流學上開一新生麵，而其效果可及於古代史之全體，吾不憚昌言也，金石證史之價值，此其最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