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與此同例者，如《春秋》所記“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食”“宣公八年秋七月甲子日食”。據歐洲學者所推算，前者當紀前七零九年七月十七日，後者當紀前六零一年九月二十日，今山東兗州府確見日食。因此可證當時魯史官記事甚正確，而《春秋》一書除孔子寓意褒貶所用筆法外，其所依魯史原文，皆極可信。
三更有略同樣之例，如《尚書·堯典》所記中星，“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據日本天文學者所研究，西紀前二千四五百年時確是如此。因此可證《堯典》最少應有一部分為堯舜時代之真書。
四書有從一方麵可認為偽，從他方麵可認為真者。例如現存十三篇之《孫子》，舊題春秋時吳之孫武撰。吾儕據其書之文體及其內容，確不能信其為春秋時書。雖然，若謂出自秦漢以後，則文體及其內容亦都不類。《漢書·藝文誌》兵家本有《吳孫子》《齊孫子》之兩種，“吳孫子”則春秋時之孫武，“齊孫子”則戰國時之孫臏也。此書若指為孫武作，則可決其偽；若指為孫臏作，亦可謂之真。此外如《管子》《商君書》等，性質亦略同。若指定為管仲、商鞅所作則必偽，然其書中大部分要皆出戰國人手。若據以考戰國末年思想及社會情狀，固絕佳的史料也。乃至《周禮》謂為周公作，固偽；若據以考戰國、秦、漢間思想製度，亦絕佳的史料也。
五有書中某事項常人共指斥以證其書之偽，吾儕反因此以證其書之真者。例如前所述《竹書紀年》中“啟殺益、太甲殺伊尹”兩事，後人因習聞《孟子》《史記》之說，驟睹此則大駭。殊不思《孟子》不過與魏安釐王時史官同時，而孟子不在史職，聞見本不逮史官之確。司馬遷又不及見秦所焚之諸侯史記，其記述不過踵孟子而已，何足據以難《竹書》？而論者或因此疑《竹書》之全偽，殊不知凡作偽者必投合時代心理，經漢魏儒者鼓吹以後，伯益、伊尹輩早已如神聖不可侵犯，安有晉時作偽書之人乃肯立此等異說以資人集矢者？實則以情理論，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異類，位逼謀篡，何足為奇？啟及太甲為自衛計而殺之，亦意中事。故吾儕寧認《竹書》所記為較合於古代社會狀況。《竹書》既有此等記載，適足證其不偽，而今本《竹書》削去之，則反足證其偽也。又如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歎“盡信書不如無書”，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不應如此。推孟子之意，則《逸周書》中《克殷》《世俘》諸篇，益為偽作無疑。其實孟子理想中的“仁義之師”本為曆史上不能發生之事實。而《逸周書》敘周武王殘暴之狀，或反為真相，吾儕所以信《逸周書》之不偽，乃正以此也。
六無極強之反證足以判定某書為偽者，吾儕隻得暫認為真。例如《山海經》《穆天子傳》，以吾前所舉十二例繩之，無一適用者。故其書雖詭異，不宜憑武斷以吐棄之，或反為極可寶之史料，亦未可知也。
以上論鑒別偽書之方法竟，次當論鑒別偽事之方法。
偽事與偽書異，偽書中有真事，真書中有偽事也。事之偽者與誤者又異，誤者無意失誤，偽者有意虛構也，今請舉偽事之種類：
一其史跡本為作偽的性質，史家明知其偽而因仍以書之者。如漢、魏、六朝篡禪之際種種作態，即其例也。史家記載，或仍其偽相，如陳壽；或揭其真相，如範曄。試列數則資比較：
（《魏誌·武帝紀》）（《後漢書·獻帝紀》）
天子以公領冀州牧曹操自領冀州牧
漢罷三公官置丞相，曹操自為丞相。
以公為丞相。
天子使郗慮策命公為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魏公，加九錫。
漢帝以眾望在魏，乃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為山。
召群公，卿士，使陽公。
張音奉璽綬禪位。
此等偽跡昭彰，雖仍之不甚足以誤人，但以雲史德，終不宜爾耳。
二有虛構偽事而自著書以實之者。此類事在史中殊不多覯。其最著之一例，則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將一時將相若賀若弼、李密、房玄齡、魏徵、李勣等皆攀認為其門弟子，乃自作或假手於其子弟以作所謂《文中子》者，曆敘通與諸人問答語，一若實有其事。此種病狂之人，妖誣之書，實人類所罕見。而千年來所謂“河汾道統”者，竟深入大多數俗儒腦中，變為真史跡矣。嗚呼！讀者當知，古今妄人非僅一王通，世所傳墓誌、家傳、行狀之屬，汗牛充棟，其有以異於《文中子》者，恐不過程度問題耳。
三有事跡純屬虛構，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資格，幾令後人無從反證者。例如前清洪、楊之役，有所謂賊中謀主洪大全者，據雲當發難時，被廣西疆吏擒殺。然吾儕乃甚疑此人為子虛烏有，恐是當時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雖然，既已形諸章奏，登諸《實錄》，吾儕欲求一完而強之反證，乃極不易得。茲事在今日不已儼然成為史實耶？竊計史跡中類此者亦殊不少，治史者謂宜常以老吏斷獄之態臨之，對於所受理之案牘，斷不能率爾輕信。若不能得確證以釋所疑，寧付諸蓋闕而已。
四有事雖非偽而言之過當者。孔子雲：“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莊子雲：“兩善必多溢美之言，兩惡必多溢惡之言。”王充雲：“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是故無論何部分之史，恐“真跡放大”之弊皆所不免。《論衡》中《語增》《儒增》《藝增》諸篇所舉諸事皆其例也。況著書者無論若何純潔，終不免有主觀的感情夾雜其間。例如王闓運之《湘軍誌》，在理宜認為第一等史料者也。試讀郭嵩燾之《〈湘軍誌·曾軍篇〉書後》，則知其不實之處甚多。又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義，處處打幾分折頭，庶無大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