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史文什九皆經後代編史者之潤色，故往往多事後增飾之語。例如《左傳·莊二十二年》記陳敬仲卜辭，所謂“有媯之後，將育於薑，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等語，苟非田氏篡齊後所記，天下恐無此確中之預言。《襄二十九年》記吳季劄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苟非三家分晉後所記，恐亦無此確中之預言也。乃至如諸葛亮之《隆中對》，於後來三國鼎足之局若操券以待。雖曰遠識之人鑒往知來，非事理所不可能，然如此銖黍不忒，實足深怪。試思當時備、亮兩人對談，誰則知者？除非是兩人中之一人有筆記，不然，則兩人中一人事後與人談及，世乃得知耳。事後之言，本質已不能無變，而再加以修史者之文飾。故吾儕對於彼所記，非“打折頭”不可也。
六有本意並不在述史，不過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書中所記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論行事，並非曆史上人物之言論行事。此種手段，先秦諸子多用之，一時成為風氣。《孟子》言“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此語最得真相。先秦諸子蓋最喜以今人而為古人之言者也。前文述晁錯引“神農之教”，非神農之教，殆許行之徒之教也。豈惟許行？諸子皆然。彼“言必稱堯舜”之孟子，吾儕正可反唇以稽之曰，“有為堯舜之言者孟軻”也。此外如墨家之於大禹，道家陰陽家之於黃帝，兵家之於太公，法家之於管仲，莫不皆然。愈推重其人，則愈舉己所懷抱之理想以推奉之，而其人之真麵目乃愈淆亂。《韓非子》雲：“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複生，誰將使定儒墨之誠乎？”是故吾儕對於古代史料，一方麵患其太少，一方麵又患其太多。貪多而失真，不如安少而闕疑也已。
人類非機械，故史跡從未有用“印板文字”的方式閱時而再現者。而中國著述家所記史跡，往往不然。例如堯有丹朱，舜必有商均；舜避堯之子於南河，禹必避舜之子於陽城。桀有妹喜，紂必有妲己；桀有酒池，紂必有肉林；桀有傾宮，紂必有瓊室；桀有玉杯，紂必有象箸；桀殺龍逢，紂必殺比幹；桀囚湯於夏台，紂必囚文王於羑裏；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出奔商；商之將亡，內史向摯必出奔周。此類乃如駢體文之對偶，枝枝相對，葉葉相當。天下安有此情理？又如齊太公誅華士，子產誅鄧析，孔子誅少正卯，三事相去數百年，而其殺人同一目的，同一程序，所殺之人同一性格，乃至其罪名亦幾全同，天下又安有此情理？然則所謂桀、紂如何如何者，毋乃僅著述家理想中帝王惡德之標準？所謂殺鄧析、少正卯雲雲者，毋乃僅某時代之專製家所捏造以為口實鄧析非子產所殺，《左傳》已有反證？吾儕對於此類史料，最宜謹嚴鑒別，始不至以理想混事實也。
七有純屬文學的著述，其所述史跡純為寓言，彼固未嚐自謂所說者為真事跡也，而愚者刻舟求劍，乃無端惹起史跡之糾紛。例如《莊子》言“鯤化為鵬，其大幾萬裏”，倘有人認此為莊周所新發明之物理學，或因此而詆莊周之不解物理學，吾儕必將笑之。何也？周本未嚐與吾儕談物理也。周豈惟未嚐與吾儕談物理，亦未嚐與吾儕談曆史；豈惟周未嚐與吾儕談曆史，古今無數作者亦多未嚐與吾儕談曆史。據《德充符》而信曆史上確有兀者王駘曾與仲尼中分魯國，人鹹笑之；據《人間世》而信曆史上確有列禦寇其人者則比比然，而《列子》八篇，傳誦且與《老》《莊》埒也。據《離騷》而信屈原嚐與巫鹹對話，嚐令帝閽開關，人鹹笑之；據《九歌》而信堯之二女為湘君、湘夫人者則比比然也。陶潛作《桃花源記》以寄其烏托邦的理想，而桃源縣竟以此得名，千年莫之改也，石崇作《王昭君辭》，謂其出塞時或當如烏孫公主之彈琵琶，而流俗相承，遂以琵琶為昭君掌故也。吾儕若循此習慣以評騭史料，則漢孔融與曹操書，固嚐言“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吾儕其將信之也？清黃宗羲與葉方藹書，固嚐言“首陽二老托孤於尚父，乃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吾儕其亦將信之也？而不幸現在眾人共信之史跡，其性質類此者正複不少。夫豈惟關於個人的史跡為然耳？凡文士所描寫之京邑、宮室、輿服以及其他各方麵之社會情狀，恐多半應作如是觀也。
以上七例，論偽事之由來，雖不能備，學者可以類推矣。至於吾儕辨證偽事應采之態度，亦略可得言焉：
第一，辨證宜勿支離於問題以外。例如《孟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吾儕讀至此，試掩卷一思，下一句當如何措詞耶？嘻！乃大奇！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此如吾問“某甲是否殺某乙”，汝答曰：“否，人不應殺人。”人應否殺人，此為一問題，某甲曾否殺某乙，此又為一問題，汝所答非我所問也。萬章續問曰：“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既主張天下非堯所與，則應別指出與舜之人，抑係舜自取。乃孟子答曰“天與之”。宇宙間是否有天，天是否能以事物與人，非惟萬章無征，即孟子亦無征也。兩造皆無征，則辯論無所施矣。又如孟子否認百裏奚自鬻於秦，然不能舉出反證以抉其偽，乃從奚之智不智賢不賢，作一大段循環論理。諸如此類，皆支離於本問題以外，違反辯證公例，學者所首宜切戒也。
第二，正誤與辯偽，皆貴舉反證，吾既屢言之矣。反證以出於本身者最強有力，所謂“以矛陷盾”也。例如《漢書·藝文誌》雲：“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吾儕即從《漢書》本文，可以證此事之偽。其一，《景十三王傳》雲：“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景帝在位十六年，則共王應薨於武帝即位之第十三年，即元朔元年也《王子侯表》雲：“元朔元年安王光嗣”，正合。武在位五十四年，則末年安得有共王？其二，孔安國《漢書》無專傳，《史記·孔子世家》雲：“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蚤卒。”《漢書·兒寬傳》雲：“寬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補廷尉史，廷尉張湯薦之。”考《百官表》湯遷廷尉在元朔三年，安國為博士，總應在此年以前。假令其年甫逾二十，則下距巫蠱禍作時，已過五十，安得雲蚤卒？既已蚤卒，安得獻書於巫蠱之年耶？然則此事與本書中他篇之文，處處衝突。王充雲：“不得二全，則必一非。”《論衡·語增篇》既無法以證明他篇之為偽，則《藝文誌》所記此二事，必偽無疑也。
第三，偽事之反證，以能得“直接史料”為最上。例如魚豢《魏略》謂“諸葛亮先見劉備，備以其年少輕之。亮說以荊州人少，當令客戶皆著籍以益眾。備由此知亮”。陳壽《三國誌》則雲：“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豢與壽時代略相當，二說果孰可信耶？吾儕今已得最有力之證據：則亮《出師表》雲：“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苟吾儕不能證明《出師表》之為偽作，又不能證明亮之好妄語，則可決言備先見亮，非亮先見備也。又如《唐書·玄奘傳》稱奘卒年五十七，《玄奘塔銘》則雲六十九，此兩說孰可信耶？吾儕亦得最有力之證據，則奘嚐於顯慶二年九月二十日上表，中有“六十之年，颯焉已至”二語，則奘壽必在六十外既無疑。而顯慶二年下距奘卒時之麟德元年尚九年，又足為《塔銘》不誤之正證也。凡此皆以本人自身所留下之史料為證據，此絕對不可抗之權威也。又如《魏略》雲：“劉備在小沛生子禪。後因曹公來伐出奔，禪時年數歲，隨人入漢中，有劉括者養以為子。……”欲證此事之偽，則後主（禪）即位之明年，諸葛亮領益州牧，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知後主確以十七歲即位，若生於小沛，則時已三十餘歲矣。此史料雖非禪親自留下，然出於與彼關係極深之諸葛亮，其權威亦相等也。又如《論衡》辨淮南王安之非升仙，雲：“安坐反而死，天下共聞。”安與司馬遷正同時，《史記》敘其反狀死狀始末悉備。故遷所記述，其權威亦不可抗也。以上所舉四例，其第一、第二兩例，由當事人自舉出反證，第三例由關係人舉出反證，第四例由在旁知狀之見證人舉出反證，皆反證之最有力者也。
第四，能得此種強有力之反證，則真偽殆可一言而決。雖然，吾儕所見之史料不能事事皆如此完備。例如《孟子》中，萬章問孔子在衛是否主癰疽，孟子答以“於衛主顏讎由。……”此次答辯，極合論理，正吾所謂舉反證之說也。雖然，孟子與萬章皆不及見孔子，孟子據一傳說，萬章亦據一傳說，孟子既未嚐告吾儕以彼所據者出何經何典，萬章亦然。吾儕無從判斷孟子所據傳說之價值是否能優於萬章之所據。是故吾儕雖極不信“主癰疽”說，然對於“主顏讎由”說，在法律上亦無權以助孟子張目也。遇此類問題，則對於所舉反證有一番精密審查之必要。例如舊說皆雲釋迦牟尼以周穆王五十二年滅度，當西紀前九百五十年。獨《佛祖通載》卷九有所謂“眾聖點記”之一事，據稱梁武帝時有僧伽跋陀羅傳來之《善見律》，卷末有無數黑點，相傳自佛滅度之年起，佛弟子優波離，在此書末作一點，以後師弟代代相傳，每年一點，至齊永明六年，僧伽跋陀羅下最後之一點，共九百七十五點。循此上推，則佛滅度應在周敬王三十五年，當西紀前四百八十五年，與舊說相差至五百三十餘年之多。是則舊說之偽誤，明明得一強有力之反證矣。雖然，最要之關鍵，則在此“眾聖點記”者是否可信。吾國人前此惟不敢輕信之，故雖姑存此異說，而舊說終不廢。及近年來歐人據西藏文之《釋迦傳》以考定阿闍世王之年代，據印度石柱刻文以考定阿育王之年代，據巴利文之《錫蘭島史》以考定錫蘭諸王之年代，複將此諸種資料中有言及佛滅年者，據之與各王年代比較推算，確定佛滅年為紀前四八五年或雲四百八十七年，所差僅兩年耳。於是眾聖點記之價值頓增十倍。吾儕乃確知釋迦略與孔子同時，舊說所雲西周時人者，絕不可信，而其他書籍所言孔、老以前之佛跡，亦皆不可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