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普遍的，曆史事項反是，常為個性的。——自然科學的事項，如二加二必為四，輕養二合必為水。數學上無不同質之“二”，化學上無不同質之“輕”與“養”，故二加二之法則，得應用於一切之四；輕養二合之法則，得應用於一切之水。曆史不然，曆史由人類所造。人類隻有一個孔子，更無第二個孔子，隻有一個基督，更無第二個基督。拿破侖雖極力摹仿該撒，然拿破侖自是拿破侖，不是該撒。吾儕不妨以明太祖比漢高祖，然不能謂吾知漢祖，同時即已知明祖。蓋曆史純為個性發揮之製造品，而個性直可謂之無一從同。又不惟個人為然耳。曆史上隻有一個文藝複興時代，更無絕對與彼相同之第二個時代；世界上隻有一個中華民族，更無絕對與我相同之第二個民族。凡成為曆史事實之一單位者，無一不各有其個別之特性。此種個性，不惟數量上複雜不可僂指，且性質上亦幻變不可方物。而最奇異者，則合無量數互相矛盾的個性，互相分歧或反對的願望與努力，而在若有意若無意之間，乃各率其職以共赴一鵠，以組成此極廣大極複雜極致密之“史網”，人類之不可思議，莫過是矣。史家之職責，則在此種極散漫、極複雜的個性中而覷見其實體，描出其總相，然後因果之推驗乃可得施。此其所以為難也。
其三，自然科學的事項為超時間空間的，曆史事項反是，恒以時間空間關係為主要基件。——二加二為四，輕養二合為水，億萬年前如是，億萬年後亦有然，中國如是，他國他洲有然，乃至他星球亦有然。曆史反是，某時代關係極重要之事項移諸他時代或成為絕無意義。不寧惟是，同一事件，早一年發生與遲一年發生乃至早一日一刻發生與遲一日一刻發生，其價值可以相去懸絕。空間方麵亦複如是，甲處所發生事件，假令以同型的——其無絕對同型的不俟論——移諸乙處，其所取得曆史上之意義與價值，迥乎不相侔。質而言之，史跡之為物必與“當時”“此地”之兩觀念相結合，然後有評價之可言。故史學推論的方式，比諸自然科學，益複雜而難理也。
明乎此三異點，始可以語於史界之因果矣。
史界因果之劈頭一大問題，則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換言之，則所謂“曆史為少數偉大人物之產兒”“英雄傳即曆史”者，其說然耶否耶？羅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試將其中十餘人抽出，恐局麵或將全變。”此論吾儕不能不認為確含一部分真理。試思中國全部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漢武帝……其局麵當何如？佛學界失一道安，失一智，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陸九淵，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顧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麵又當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學界、藝術界，蓋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曰“曆史的人格者。”何以謂之“曆史的人格者”？則以當時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實，此等人實為主動——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動——而其人麵影之擴大，幾於掩覆其社會也。
文化愈低度，則“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為少數所壟斷；愈進化則其數量愈擴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汙隆係於一帝王，教學之興廢係於一宗師，則常以一人為“曆史的人格者”。及其漸進，而重心移於少數階級或宗派，則常以若幹人之首領為“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進，而重心益擴於社會之各方麵，則常以大規模的團體之組織分子為“曆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馬基頓、羅馬帝國、阿剌伯諸史之全舞台，幾為各該時代二三英雄所獨占；十九世紀歐洲諸國之曆史，常以貴族或中等階級各派之十數首領為主體；今後之曆史，殆將以大多數之勞動者或全民為主體，此其顯證也。由此言之，曆史的大勢，可謂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遞趨於群眾的“人格者”。愈演進，愈成為“凡庸化”，而英雄之權威愈減殺。故“曆史即英雄傳”之觀念，愈古代則愈適用，愈近代則愈不適用也。
雖然，有兩義當注意焉：（其一）所謂“首出的人格者”表麵上雖若一切史跡純為彼一人或數人活動之結果，然不能謂無多數人的意識在其背後。實則此一人或數人之個性漸次浸入或鐫入於全社會而易其形與質，社會多數人或為積極的同感，或為消極的盲從，而個人之特性浸假遂變為當時此地之民眾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團性”或“時代性”。非有集團性或時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現出一史跡，未之前聞。例如二千年來之中國，最少可謂為有一部分屬於孔子個性之集團化；而戰國之政治界，可謂為商鞅個性之時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謂為王守仁個性之時代化也。如是，故謂“首出的人格者”能離群眾而存在，殆不可。（其二）所謂“群眾的人格者”論理上固為群中各分子各自個性發展之結果，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顯其個性。然實際上其所表顯者，已另為一之集團性或時代性，而與各自之個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謂“領袖”者以指導其趨向、執行其意思，然後此群眾人格乃得實現。例如吾儕既承認彼信奉共產主義之人人為一個合成的“人格者”，則同時不能不承認馬克思之個人與此“人格者”之關係，又不能不承認列寧之個人與此“人格者”之關係。如是，故謂“群眾的人格者”能離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
吾曷為向研究曆史之人嘵嘵陳此義耶？吾以為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個人之個性何以能擴充為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與夫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何以能寄現於一個人之個性？申言之，則有所謂民族心理或社會心理者，其物實為個人心理之擴大化合品，而複借個人之行動以為之表現。史家最要之職務，在覷出此社會心理之實體，觀其若何而蘊積，若何而發動，若何而變化，而更精察夫個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於此，則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
歐美自近世以來，民眾意識亢進，故社會心理之表現於史者甚鮮明，而史家之覷出之也較易。雖然，亦由彼中史學革新之結果，治史者能專注重此點，其間接促起民眾意識之自覺力，抑非細也。中國過去之史，無論政治界、思想界，皆為獨裁式，所謂積極的民眾意識者甚缺乏，無庸諱言。治史者常以少數大人物為全史骨幹，亦屬不得已之事。但有一義須常目在之者：無論何種政治何種思想皆建設在當時此地之社會心理的基礎之上，而所謂大人物之言動必與此社會心理發生因果關係者，始能成為史跡。大人物之言動，非以其個人的資格而有價值，乃以其為一階級或一黨派一民族之一員的資格而有價值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