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史之心的基件，則正負兩麵皆當注意。凡“人格者”無論為個人為集團，其能演成史跡者，必其人格活動之擴大也。其所以能擴大之故，有正有負：所謂正者，活動力昂進，能使從前多數反對者或懷疑者之心理皆翕合於我心理。在歐美近代，無論政治上、宗教上、學藝上，隨處皆見此力之彌滿。其在中國，則六朝、唐之佛教運動，最其顯例。次則韓、歐等之古文學運動，宋明兩代之理學運動，清代之樸學運動及最近之新文化運動，皆含此意。惟政治上極闕如，清末曾國藩、胡林翼等略近之，然所成就殊少，現代所謂政黨，其方向則全未循此以行也。所謂負者，利用多數人消極苟安的心理，以圖自己之擴大。表麵上極似全國心理翕聚於此一點，實則其心理在睡眠狀態中耳。中國二千年政治界之偉物，大率活動於此種心理狀態之上，此實國民心理之病征也。雖然，治史者不能不深注意焉，蓋中國史跡之所以成立，大半由是也。
第六，精研一史跡之物的基件。——物的基件者，如吾前所言：“物的運動不能與心的運動同其速率。”倘史跡能離卻物的製約而單獨進行，則所謂“烏托邦”“華藏世界”者或當早已成立。然而在勢不能爾爾。故心的進展，時或被物的勢力所堵截而折回，或為所牽率而入於其所不豫期之歧路，直待漸達心物相應的境界，然後此史跡乃成熟。物者何？謂與心對待的環境。詳言之，則自然界之狀況以及累代遺傳成為固形的之風俗、法律與夫政治現象、經濟現象，乃至他社會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非攻、寢兵之理想，中外賢哲倡之數千年，曷為而始終不得實現？辛亥革命，本懸擬一“德謨克拉西”的政治以為鵠，曷為十年以來適得其反？歐洲之社會主義，本濫觴於百年以前，曷為直至歐戰前後乃始驟盛？物的基件限之也。假使今之日本移至百年以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滿洲之入主中國；假使袁世凱生在千數百年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曹操、司馬懿之有天下，然而皆不能者，物的基件限之也。吾前屢言矣：“凡史跡皆以‘當時’‘此地’之兩觀念而存在。”故同一之心的活動，易時易地而全異其價值，治史者不可不深察也。
第七，量度心物兩方麵可能性之極限。——史之開拓，不外人類自改變其環境。質言之，則心對於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極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極限耶？通無窮的宇宙為一曆史，則此極限可謂之無。若立於“當時”“此地”的觀點上，則兩者俱有極限明矣。在雙極限之內，則以心的奮進程度與物的障礙程度強弱比較，判曆史前途之歧向。例如今日中國政治，若從障礙力方麵欲至於恢複帝製，此其不可能者也；若從奮進力方麵欲立變為美國的德謨克拉西，亦其不可能者也。障礙力方麵之極限，則可以使惰氣日積，舉國呻吟憔悴，曆百數十年，甚者招外人之監督統治。奮進力方麵之極限，則可以使社會少數優秀者覺醒，克服袁世凱之遊魂，在“半保育的”政策之下，曆若幹年，成立多數政治。史家對於將來之豫測，可以在此兩可能性之大極限中推論其果報之極限，而予國民以一種暗示，喚醒其意識而使知所擇，則良史之責也。
第八，觀察所緣。——有可能性謂之因，使此可能性觸發者謂之緣。以世界大戰之一史團而論，軍國主義之猖獗，商場競爭之酷劇，外交上同盟協商之對抗……等等，皆使大戰有可能性，所謂因也；奧儲被刺，破壞比利時中立，潛艇無製限戰略……等等，能使此可能性爆發或擴大，所謂緣也。以辛亥革命之一史團而論，國人種族觀念之鬱積，晚清政治之腐惡及威信之失墜，新思潮之輸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謂因也。鐵路國有政策之高壓，瑞澂之逃遁，袁世凱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發或擴大，所謂緣也。因為史家所能測知者，緣為史家所不能測知者。治史者萬不容誤緣為因，然無緣則史跡不能現，故以觀所緣終焉。
果因之義，晰言之當雲因緣果報。一史跡之因緣果報恒複雜幻變至不可思議，非深察而密勘之，則推論鮮有不謬誤者。今試取義和團事件為例，供研究者參考焉。
義和團事件之起，根於曆史上遺傳之兩種心理：其一，則排外的心理。此種心理，出於國民之自大性及自衛性，原屬人類所同然。惟中國則已成為畸形的發達，千年以來科舉策論家之尊王攘夷論，純然為虛的、非邏輯的。故無意識且不徹底的排外形成國民性之一部。其二，則迷信的心理。因科學思想缺乏之故，種種迷信支配民心之勢力甚大，而野心家常利用之以倡亂。自漢末之五鬥米道以迄明清間白蓮教匪等，其根株蟠積於愚民社會間者甚厚，乘間輒發。此兩種心理實使義和團有隨時爆發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心的方麵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