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有此兩種心理，其性質完全為潛伏的，苟環境不宜於彼之發育，彼亦終無由自遂。然而清季之環境，實有以滋釀之。其一，則外力之壓迫。自鴉片戰爭以後，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中天主教會在內地專橫，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積憤。其二，則政綱之廢弛。自洪、楊構亂以後，表麵上雖大難削平，實際上仍伏莽遍地，至光緒間而老成凋謝，朝無重臣，國事既專決於一陰鷙之婦人，而更無人能匡救其失。在此兩種環境之下，實使義和團有當時爆發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境的方麵者也。
因雖夙具，然非眾緣湊泊，則事實不能現。所謂緣者，有親緣（直接緣），有間緣（間接緣）。義和團之親緣有二：其一，則社會革新運動之失敗；其二，則宮廷陰謀之反撥也。此二者又各有其複雜之間緣。社會革新運動自有其心理上之可能性，茲不多述。其所以覺醒而督促之者，則尤在外交壓迫之新形勢。其一，為日本新著手之大陸政策；其二，為俄國積年傳來之東侵政策；其三，為德國遠東發展政策（此政策複含兩種意味：一，德國自己發展；二，德國誘助俄國東侵，冀促成日俄之戰或英俄之戰，以減殺俄法同盟勢力，緩和歐洲形勢）。以此三種外緣，故甲午戰敗，日本據遼，三國幹涉還遼，而膠州、旅順、威海之租借隨之，瓜分之局咄咄逼人。於是變法自強之論驟興於民間，而其動力遂及德宗，無端與清室宮廷問題發生聯帶關係。宮廷問題其間緣亦至複雜。其一，清穆宗無子，德宗以支庶入繼，且有為穆宗立後之約。其二，孝欽後臨朝已二十餘年，新歸政於德宗。德宗既非所生，而思想複與彼不相容，母子之間，猜嫌日積。如是內、外、新、故諸緣湊合，遂有戊戌政變之役，戊戌政變為義和團之親緣，而上列諸種事實，則其間緣也。
親緣之中，複有主緣，有助緣。戊戌政變為義和團唯一之主緣，固也。然政變之波瀾，曷為一轉再轉以至於仇外耶？其一，因康有為、梁啟超等亡命外國，清廷不解國際法上保護政治犯之先例，誤認維新派人以外國為後盾。其二，因政變而謀廢立（立端王之子溥儁為大阿哥），外國公使紛起質問，誌不得逞，積怒益深。其三，連年曹州、兗州、沂州、易州等教案，鄉民與天主教徒構怨益劇。得此等助緣，而義和團遂起。
因緣和合，“果”斯生焉，此一群史跡之正果，可分數段。一，山東、直隸團匪之私自組織及蠢動；二，兩省長官之縱容及獎勵；三，北京王大臣之附和；四，甘軍（董福祥）之加入；五，孝欽後以明諭為之主持，軍匪混化對全世界宣戰；六，前後戕殺教徒及外國人數千；七，戕殺德國公使及日本使館館員；八，毀京津鐵路，圍攻使館。此一幕滑稽劇，在人類史全體中，不得不認為一種極奇特的病態，以易時易地之人觀測之，幾疑其現實之萬不可能。然吾儕試從心境兩麵精密研究，則確能見其因緣所生，曆曆不爽。其在心的方麵，苟非民族性有偏畸之點，則不能涵淹卵育此種怪思想，故對於民族性之總根柢，首當研究者一也。拳匪為發難之主體，而彼輩實為曆史上之一種秘密社會，故對於此種特別社會，察其群眾心理，考其何以能發生能擴大，此次當研究者二也。發難雖由拳匪，而附和之者實由當時所謂士大夫階級，此階級中，僉壬雖多，而賢者亦非絕無，曷為能形成一種階級心理，在此問題之下一致行動？此次當研究者三也。孝欽後為全劇之主人翁，非深察其人之特別性格及其當時心理之特別動態，則事象之源泉不可得見，此次當研究者四也。其在境的方麵，非專製政治之下，此種怪象未由發生，此數千年因襲之政體，次當研究者五也。有英明之君主或威重謇諤之大臣，則禍亦可以不起，此當時之政象，次當研究者六也。非有維新派之銳進，不能召此反動，維新派若能在社會上確占勢力，則反動亦不能起，此對麵抵抗力之有無強弱，次當研究者七也。非國外周遭形勢如前文所雲雲，則亦不至煎迫以成此舉，此世界政局之潮流，次當研究者八也。經過此八方麵之研究，則義和團一段史跡何故能於“當時”“此地”發生，可以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