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了——自身反複皆認為正確，並且可以意識到；也與其他概念界限分明。
分明——內容中所形成各種征象及其各種對象，已經得到完全之規定，具有明確的意識。
妥當——其外延及內涵，不但沒有反對矛盾之處，更做到當存者存，不當存者不存。
直觀——概念的內容可與本人的心意直接感觸。人思考的語言，常用記號，若征之於實際，必定由心中經驗直接接觸，其意義方能夠顯示。至於本人始終不能經驗者，如鬼神、無限等，就不得不借助他物來代表，有所象征，而後才能認作直觀判斷。
隻是有人偷懶，以為可以簡單按照時髦用詞，讓觀念隨意一步到位地變成概念，可以隨便轉換使用。我們隻需要看看精神層麵上的許多觀念，特別是倫理觀念、宗教觀念，是早在兩千多年前湧現出來，常識由於後人沒有將之係統邏輯地嚴密推理證明，一直照抄兩千多年，重複多少遍，也不可能自動轉變成概念的。到今天，我們如果想要獲得準確概念或語義，依然無可避免地還要做此最根本的邏輯實踐工作。更不要以為有百年前外國人的概念翻譯，就能讓中文一步登天，輕鬆省略千餘年的時間，能夠讓中文自動就變成規範的概念。
最簡單地說，從觀念發展進步到概念，就是人們認知中重大的一步，尋覓表述人們情感最清晰準確的詞語概念。概念與觀念是有本質區別。觀念是表象的，是特殊的，包括一個。觀念實際存在，屬於心理範疇；而概念則是普遍的，包括一切。概念非實際存在，是意念，屬於邏輯範疇。
概念遠比觀念具有社會實踐後的公允性，但概念也並非永遠不變。具體某個概念會在社會實踐的漫長過程中逐漸被修訂，或者更完善，可能變成新概念。本文要討論的概念史，正是通過史實，反映這種大尺度下的文化現象。
（三）從語言學角度
概念的載體在語言學中正是字義、詞義、語義的完整表述。一個概念的完整表述，用語言文字來與他人交流，正是要求一個字義、詞義、語義的準確表達。概念史當然就涉及字義、詞義、語義在中文曆史中的形成與演化。偏偏這是一直難以說清楚的。
中文研究傳統中，字形、字音的研究可以說十分發達，而字義的問題則嚴重混亂與模糊。這對於19～20世紀的學者研究很不利。究其源，即是由於方塊字本身的特征，也是傳統研究方法的誤區。正如20世紀20年代北京大學沈兼士教授所總結的：
中文文字的穿鑿和變遷看起來，最初是用形象來表示，進而用意義表示，更進而用聲音來表示，其由意符的區域過渡到音符的區域的軌跡，是很明顯的了。可惜到了半音符階級，卻走錯了歧路，遂至終於不能完全脫離意符的束縛而成就一種有規律的字母文字。所謂歧路是什麼呢？就是“借字表音”這個方法了。這個方法的弊病。（1）拿一個字的聲音來比擬他一語的聲音，當然不能絕對的確切。（2）無限製的借用一切固有文字，以為表音的符號，手段太不經濟。（3）所表示之語言的意義和被借為音符的文字之本身的意義，日久往往發生一種糾葛不清的疑惑。（4）有了這個以不造字為造字之消極方法，救濟半音符之窮，於是苟安一時，而不積極的去想法造那以簡禦繁的正式音符文字，這更是大失著了。總之中國人是把意符的方法太看重了，隨意到第四級，雖名為“表音”，卻仍擺脫不了意符的形式，倒累得語言亦受了這個形式的牽製，不能應社會組織之複雜而自由發展。隨意外國學者常常批評說“中國文字構造雖精密，而應用卻繁難”。這個批評，頗為精當。中國語言到今日仍徘徊於語根語階級，而不能完全達到語尾語的原故，實在和文字有重大的關係啊！
沈教授甚至認為：
篆體變隸之後，指事、象形、會意各種造字之精義，頓然消失。各種文字都成煩雜而無意識的點畫鉤捺之集合體，認識記憶，均極困難。
中國傳統訓詁學多是從四個角度去“求”字義；
“據形求義”，即是從某漢字字形分析其字義是否恰當。
“以音求義”，即是從讀音分析其字義的來龍去脈。
“考經求義”，即是從不同古籍中用字來比較字義可能的變化。
“明例求義”，即是從不同古籍書上的例句來比較語義的變化。
這些作為方法是成功的，但是要注意，其中沒有一種方法，是企圖解決某個字詞的字義、詞義的內涵是什麼，即根本不觸及字義本體性。也許古人認為許慎《說文解字》上的說辭是金科玉律，隻需照搬就可以了。但這對於今天的讀者則造成概念認識上巨大的空洞。
在19世紀初期，另外一種研究中文字詞的道路開拓了。那是一批來華的外國人開始走的路，他們可能利用過中國訓詁學家們的成果，但沒有直接交流的機會。他們上承17世紀開始來華的利瑪竇、金尼閣（《西儒耳目資》作者）、匡衛國（《中國文法》作者）等人的思路與實踐，下接中國南方的文化氛圍，也為了他們自身需要，硬是在困境中深入研究中文，結果給中國和西方之間建構了語言知識交流的橋梁。同時為中文的深入研究開拓了新途徑。其中代表首先應該是英國人馬禮遜。他在來到澳門7年之後的1815年，就出版中文書名為《通用漢言之法》一書。該書內容有27節：漢語的特點；中式發音法；歐式發音法；漢語音節表；漢語聲調；聲調練習表；關於漢字；部首表；中文字典；標點符號；名詞；數量詞表；後置於名詞後的功能詞“者”；數；格；性；形容詞；數詞；代詞；動詞；副詞；介詞；連詞；歎詞；地方方言；句法；詩詞格律。該書是以他所掌握的英文文法中式和中文知識，來向學習中文的外國人介紹中文。他是以教會他人為目標，因此中文字詞的內涵自然就成為重點，而語音則用歐式注音法來輔助，基本上就無須探討由發音而導致的古漢語字源問題。因此讓學習者能夠避開館閣體文風，從新角度思考中文語義問題、文法問題。馬禮遜等人開拓並奠定了近代研究中文的新基礎。
不幸的是，要到1898年的馬建忠先生發表《文通》一書，才有中國人全麵用新方法來研究中文，而且正如他在書後寫：“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於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隻是他的意圖，百餘年來，一直沒有實現。究根源，一來是近代中文因社會大變革而引發的詞語海嘯太豐富複雜；二來是研究中文語義學的投入與學者太少。本來詞語海嘯的翻滾，是民族在社會進步中是好事，但問題是一直沒有清理這些詞語概念的增添和嬗變，特別是舊字詞語概念的演化，以及新詞語的引進或自生，一直是在混沌中自生自滅。這是中華民族文化建設的大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