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的是，還是有些有心人關注。隻是這些人多數不是語言學家，而是哲學家。在清朝末年的中文哲學著作中，不少都會談到概念與語義的關係。嚴複老先生在1909年就曾感歎道：“且將見吾國之文字語言，以之事精審致知之科，非大架厘定改良，有萬萬不可用者。……是以不佞常戒後生，欲治物理稍深之科，為今之計，莫便於先治西文，於以通之，庶幾名正理從，於所思言不至棼亂。必俟既通者眾，還取吾國舊文，而厘訂之。經數十年而後，或可用也。豈得已哉。嗟夫，此於知者不待言，於不知者，雖言亦無益。”嚴複編譯耶方斯《名學淺說》中加進他自己的話。李安宅教授是很早研究語義學之一人，他在1931年就出版《語言底魔力》，接著又出版《意義學》（1933年馮友蘭序），他在書中寫道：
文法弄到極處也不過變成修辭學，告訴我們一句話怎麼說法。好像裁縫匠專管衣服怎樣做法，至於衣服對於人有怎麼作用則管不著。……文法也隻管句子合乎文法不合乎文法，不管句子與思想意向相稱不相稱。注重文法的人，都是犧牲了思想意向來湊合文法，有如“削足適履”。意義學則不然，對於一句話，一篇文章，它要研究所陳述的是甚麼。對於所陳述的東西有甚麼態度，對於聽者或讀者有甚麼態度，具著甚麼希望。……總括一句話，意義學要問語言與語言所要盡的使命到底相適不相適？”李教授說得很對。幾十年後，高名凱教授、孫常敘教授都有繼續的研究著作。
但是，目前到底應該如何在電腦時代開展全麵的中文語義整理與研究呢？這是一個十分巨大又十分必要的課題。
本文研究的重心，在於由字組成的“詞”所引發的詞義問題。有了詞義、語義，才可能討論觀念的形成與發展變化，才可能討論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及詞義如何被認知的問題。
（四）辭書學角度
辭書是文化的工具。
字典裏能看出大智慧。（錢鍾書語）
概念、語義都需要載體，載體正是辭書中的條目。
一般完整意義的字典，應該在條目中寫明字形、字音、字義。如果一字多義，亦應該分別注明，再加上例句說明。能夠得到讀者公允性判斷與利用。能夠讓讀者獲得一個該字的簡約化概念。
一般完整意義的詞典（辭典），應該在條目中寫明詞形、詞音、詞義。其中對於詞義，要說明詞義的來龍去脈，以及一詞多義的詞義的詮釋及例句。能夠得到讀者公允性判斷與利用。對於中文詞義“舊瓶裝新酒”現象，要特別明確其內涵的變化。能夠讓讀者獲得一個簡約化的概念，能夠獲得公允性判斷與利用。
一般完整意義的大型百科全書，除了詞典的全部要求外，更要在詞義內涵上麵深入廣泛地展開闡述，包括對於該詞義的不同認知理論的公允性闡述。讓讀者通過一個條目，就能夠獲得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個完整的語義。
在實際纂寫辭書條目時候，幾百年在世界各民族辭書的實踐中，已經形成公允性，並且能夠盡量詮釋詞義概念。隻是在各種主編需求下，難以達到理想化而已。
由於中國封建傳統的願望，聖人言仿佛絕對真理一般。其實任何個人的言論，說到底是他們個人的觀念，是由他們的個人需求而任意表達的。到明朝王陽明先生，開始明白“聖人是做不得的”。但是一直有人想做聖人、賢人，總想替天立言。這就在古代中文的文化建設中，往往誤將個人的觀念假設為真理，並沒有讓個人觀念在社會實踐中辯論修正，並沒有使得悟性升華到理性層麵，以致千年前的一句話，就會被認為是亙古不變的概念真理，仿佛後人隻需要一成不變地重複古人言，就天下太平了。打破這基本點的是近代新思想，近代中國人需要理解社會文化問題的真相，再精辟的古代咒語也救不了認知的原則，於是大量辭書應運而生，給中華民族提供全新的認知概念的工具。
現實的另一麵是古代中文字書內涵嚴重不足。由於缺乏對於概念的追求，古代雖出現大量字書，但多數是對於字形、字音的考辨，也相當有成績。而對於字義的考辨，雖然也有成績，但除了數量較少外，還因為古代研究字義者缺乏注意時間連貫的文化原則，導致相關的考辨在時空間亂跳躍，長期難以具備說服力。19世紀末期中國出現一些字典、辭典、百科全書，這才開始注意條目語義的表述。
綜合以上幾個角度的研究，說明中文概念史的研究，必須注意把握以上各個傳統領域的狀況，並且必須要綜合起來，才可能有清晰的線索。
值得注意的是：哲學上的概念，語言學上的語義，辭書學上的理想條目，作為各自的範疇，是不能完全畫等號的。筆者隻是將它們的主要內涵互相協調，以圖理解與建構對於概念史的認知。
而要想初步說明以上思想的實證，筆者用的方法並非搭建一座空想的中文概念史樓閣，而是力圖探索其中脈絡與例證。下麵將順序探索：中文詞概念之源的問題；中文詞概念之演化的狀況；研究中文詞概念的基本方法；研究中文詞概念的意義。
前輩們對於概念、語義的研究，百年來多有珍貴的指導性意見，特別是孫常敘教授的《漢語詞彙》和高名凱教授的《語言論》，都是筆者經常請教學習的。筆者隻不過是順著他們的意見足跡繼續探索。
西方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研究，自20世紀中期開始，一些權威性概念史辭書連續出版至今，其思想、方法以及概念史辭書的編輯出版（筆者稱之為語義典），多值得我們學習與分析。目前，筆者的中文概念史研究，其思想與方法基本與海外相類，其差別較大之處在於，筆者目前所述的概念語義，還不是一個“語義域”（Semanticfield），即還僅是某一個詞的概念史，而沒有將同義詞、近義詞、反義詞等全部包括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