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字詞的出現很遠古，字更在詞之先。遠古時期，當某一個人發出某個聲音來表示他的觀念時候，就意味著概念有可能出現。當某個字音經過家庭、族人、社區、地區逐步了解並接受時，局部地區的能夠交流的一個觀念就逐步形成了。但是當另外一個人針對他所認知事物現象，而得出不同的另外一個觀念時，就產生不同觀念的論辯。如果再有第三個、第四個或許多不同觀念混雜出現時，理解中文就變得十分混亂與複雜。中文詞的出現要晚過字的出現，因為隻有當單個字所要承擔的表述語義不夠使用時，隻有將兩個字或多個字合成一個新的語義。經過漫長數千年的交互應用實踐，才可能積澱成一個有著獨到語義的詞，或者是一個詞表達著幾個語義。這是正常的文化成長過程。
隻是由於中國封建傳統特色，話語權的闡述長期是由皇帝說了算，因此雖長期積累大量字與詞，但缺乏社會實踐所能解決的字詞語義的進步問題。到明清兩朝，積澱的上層文化，就可以類書為代表。類書中的相關字書，積累很大量的字詞的因人而異的語義的說法。其中最成功的應該是《康熙字典》，但它對於當時認識的字義說明，是很混雜的，又太簡單，但總算是集古代之大成了。當年一直沒有編纂《康熙詞典》的意思，大概也沒有此能力。因此到十八世紀以前，中國一直缺乏收集詞義的權威工具書。
到19世紀初始，英國人馬禮遜1815年開始在澳門編輯出版《字典》、《英華字典》等工具書，條目中擺脫中國舊傳統表述內涵，出現大量中英對譯的字詞，開始在中文裏麵掀起語言海嘯。隨後1866年德國人羅存德在香港編輯出版《英華字典》，更是廣泛地將中文字詞，包括例句，與英文語義相對應，完成了中國與西文語言文字交流的知識橋梁。中國社會迎來洋務運動、維新變法運動、五四運動等，其中特別是由於留日學生從日本帶回許多新日文詞語，攪得中文語境大變，特別是詞語語義舊的大亂，新的也說不清地大亂，可以說從19世紀至20世紀，中文海嘯似乎越來越大、越來越亂，而中文語義的清理卻越來越顯得跟不上需求。
自19世紀後期到1949年，還是有不少有心人開始熱衷梳理中文新、舊語義，清末出版約50部辭書，民國出版300多部辭書，就是這種梳理的明證。雖然這些詞書條目的編纂還很初級，並不能全麵盡善需求，但已經是開始脫離人治觀念第一的原則，而是以社會公允性為第一目標。其中特別是被賦予新知識概念的闡述，那是盡了當時書生們的曆史責任，為中華民族作出了文化建設的新一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東吳大學黃摩西教授在1911年編纂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詞典》，其條目語義的闡述是空前豐富與多彩。
筆者在其中荷鋤挖掘近30年，不明白之處依然很多。就說中文是以“字”為基本認知基礎，但荀子早就說：“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到20世紀黃侃老先生解讀為：“是知華夏之語，單複兼行。單以立其本，複以廣其用，故文字雖約少，可以達情，可以極物也。”意思很清楚，偏偏卻將複字稱作“聨緜字”，而不稱作“詞”。符定一先生窮一生之力，在1940年寫成4百萬字的《聨緜字典》，收錄“詞”23000餘個，為後人留下清晰的古代人使用“詞”的例句與演進與他的詮釋。其中，一詞多義的現象已經很嚴重了。
那麼，對於19世紀以來所產生的新詞語、舊詞語內涵變換（舊瓶裝新酒）的整理，雖有不少學者立下雄心整理，卻因各種非人力因素而難以大成，一直拖累至今。筆者更無整理之雄心，但卻想描述前輩們辛勞之成果。還是要從詞義研究的源頭來介紹。由於古字源、古詞源、古語源的研究，在近年出版的許多語源學專著中多有介紹，也不需要筆者重複。大家也清楚，近代普遍使用的詞，無非有兩類：一類是近代新造詞。新造詞的有中國人、西方人、日本人。這些詞的概念一些後來逐漸被中文係統接受了；二類是將舊詞的概念變換，成為舊詞形卻是新概念。如此引用改造的人也是有中國人、西方人、日本人，也是逐漸有一些被社會所接受。這種分類沒有什麼爭論。問題的關鍵是這些近代詞的來龍去脈清理了嗎？引發筆者思考的是一位日本學者在國際會議上的發言，他研究中日語言交流兩千年，他的結論是“古代是日本人向中國人學習漢語，近代則是中國人向日本人學習漢語”。他舉出6個中文詞為證據：“問題、全部、參加、國際、實現、內容”。按照他的排列，他認定這6個詞的出現源頭例句，都是近代日本人首先使用，而後才有中國人使用。筆者相當懷疑此判斷，於是請教由錢鍾書先生所設計的中文數字文獻庫（專稱掃葉庫），他們很容易就查出這6個詞的古漢語出處。其中5個詞語義源頭清晰，都是古漢語，沒有爭議，隻有一個詞有不同解說。筆者還注意到，他所使用的中文詞最早出處，是與目前中國大型《漢語大詞典》同出一轍。因此說明其解釋的原始，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就沒有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