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在古漢語中早就被使用，但沒有人專門注意“宣傳”這個詞的語義內涵，即缺乏對“宣傳”的認知觀念。而當有了各自使用的觀念，還需要經過社會實踐，達成認知共識，才可能成為公允的概念。中文“宣傳”概念的形成是在20世紀，表現在一些研究專著以及辭書條目上麵。而在西方則顯然早就有關於“宣傳”觀念、概念的各種討論與研究，也就說已有各種說辭。本節將略加引述。
（一）外國人對於“宣傳”的認知
西方的“宣傳”既然誕生於宗教團體的語境中，自然以宣傳教義（在真善美詞語下麵的教義）為目標；到拿破侖、俾斯麥等政治人物手中，則明顯是一種工具或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則明確是一種武器了，也就成為人們詛咒的對象。說法很多，這裏僅引述近代已經翻譯過來的一部分：
嘉第那曰：“Propaganda者，普及謬誤之情報，而使之成為輿論之謂也。”
黎霍特曰：“Propaganda者，傳播有利之情報及意見之謂也。其舉動正與在無識者食物之中，摻入某種毒質之事相同。”
郝普京曰：“Propaganda者，具有托空的公告性之名稱也。蓋以教育為母，而以特殊利益為父，在公告性家庭中之私生子也。”
黎普史基曰：“Propaganda者，非使時局得以明了，不過供給其情報而已。故與討論之性質相異。”
英國教授卡爾說：“宣傳是‘力量加在意見之上’的現代工具。”
英國記者麥肯茲說：“宣傳是輿論的運用。”
美國人司徒爾特說：“宣傳是能誘導某種事物的方法的表現。”
美國女作家布茲說：“宣傳是把惡劣的情況加以良好的光澤。”
日本人神田孝一說：“宣傳是發表某種事項，使其能夠影響他人的一種方法。”
日本人稻田周之助說：“宣傳是社會的實在力量，能導人理會事物，並能蠱惑人或欺妄人。”
杜布說：“宣傳是一種有係統的企圖，由有關的個人（或個人們）企圖運用授意來操縱個人群的態度，因而以操縱他們的行動。”
馬丁說：
宣傳隻是廣告。我們常須研究宣傳家所要出賣的究竟是什麼，千萬勿為他的好言所欺騙。宣傳家所稱的對於理想的信仰，隻是藏匿真意的把戲。……宣傳家既利用法律、合法及群眾宣傳所用的種種概念，於是正義、博愛、信義、道德等，都僅為一種工具，用以使整個社會接受某黨或某係的意誌了。
（二）近代中國人對於“宣傳”的認知
近代中國，因為“宣傳”而造成的驚天大事層出不窮。先是19世紀40～60年代的太平天國革命，領導人所做的宣傳是影響巨大，隻是後來宣傳與政治、軍事實踐不一致不協調，才導致失敗。接著有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的宣傳，更是打破傳統封建王朝的壟斷自上而下的宣傳，直接促成中國維新變法。
近代“宣傳”之多，之被重視，其促進原因，是西方文明來與中國文明交流的直接結果。早在1815年8月5日，西方傳教士們開創編輯出版中文報刊，來作為他們對中國人的宣傳陣地。博愛者主編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目前認定的第一份報刊。該“序”中寫道：
故察世俗書必載道理各等也。神理、人道、國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隨道之重隨傳之。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國俗。是三樣多講。
顯然，其宣傳的內涵已經遠超出中國傳統官方《邸報》的單一信息。隨後，陸續還有1833年在廣州編輯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該刊以更加豐富的西方當時新聞、文化、貿易、科技信息及知識作為宣傳的主要內容，正如編者寫道：
此刊物將不談政治，也不要在任何問題上以刺耳的語言觸怒他們。我們有更高明的辦法顯示我們並非“蠻夷”。編者認為更佳的手法是通過事實的展示，從而說服中國人，讓他們知道自己還有許多東西需要學習。與此同時，編者也認識到外國人與當地有影響力人士之間關係的重要性，因此將盡力促進彼此之間的友誼，並希望最後能證明是獲得成功的……
從宣傳學角度看，他的宣傳思想、宣傳方法、宣傳內容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隨後，又有1853年在香港編輯出版的《遐邇貫珍》中文月刊，是英華書院負責，首任編輯為麥都思。內容更加豐富起來，每一期前半部初以西方政治、曆史為中心，後轉到西洋醫學、地理學及化學、動物學及人類學等知識性文章，長篇則連載；後一半則為國際國內新聞，其中報道太平天國革命消息相當多。該刊第一號上載有章東耘的“題詞”如下：
創論通遐邇、宏詞貫古今、幽深凱鳥道、聲價重雞林、妙解醒塵目、良工費苦心、吾儒稽域外、賴爾作南針。
秉筆風存古、斯言直道行、精詳期實用、褒貶總公評、一氣聯中外、同文睹治平、坤輿誇絕異、空負著書名。
顯然他對於宣傳的新工具報刊，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是持肯定態度的。
還有1857年在上海編輯出版的中文《六合叢談》，編者是偉烈亞力。其編纂原則與手法，頗與《遐邇貫珍》相類。它被鄰居日本修改後，成為日本日文《官板六合叢談》，成為日本報紙的祖先。
至於中國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日報，據卓南生教授考證，為在香港的《香港船頭貨價紙》，在1857年11月3日出版。內容以船期、貨價、行情、廣告等商業信息為主，是第一家以商業新聞為主的報紙。
在洋務運動開展後，中國人自辦的報紙、刊物陸續多起來，到清末新政時期，已經有不少人領會到宣傳的必要性與可能，於是出現相當多的報紙刊物，來作為表達他們思想與行動的工具。從政治層麵講有宣傳變革政體與反對變革的兩類；從文學角度講有新文學、舊文學之爭；從社會層麵講有各種各階層民眾的信息與新聞；等等。主筆有政客，有作家，有留學生，有留歐派，有留日派，有國粹派，等等。有報紙，有刊物，有傳單，有演講，等等，讓讀者群簡直目迷五色。下舉兩例：
《覺民報》第四十三冊庚子（1900年）五月念八日有目錄如下：本報得彩章程；論時局；中外要聞——記義和團匪竄擾京津五月初十左右至十五左右情形；中外瑣聞；中外通商始末記演義；各號告白；附貼彩單一紙。
該報在上海四馬路遊戲報館發售，線裝，13×2頁，每本一角錢，讀者除得到信息外，還可以中彩。
《揚子江白話叢報》第二期宣統元年（1909年）十二月初五日目錄有：社說、時評、地理、戰史、實業、傳紀、記事、雜俎、祝詞、小說、社課、文苑。後附廣告。
該報社在鎮江，洋平裝，55頁，每本1角錢。（以上兩報，按今天裝訂標準看，應該稱為“刊物”；而按內容說，則可以說是報紙。）
至於清末多家革命黨人利用報刊宣傳，引來清政權的反撲，就成為當時新聞的頭版，熱鬧得很。其中最引起注意的是《蘇報》案。當時《蘇報》主筆為吳稚暉，他與蔡元培、章太炎組織光複會，會員有秋瑾女士及徐錫麟等人。1903年鄒容撰《革命軍》書鼓吹推翻現政權，章太炎作序，故而《蘇報》在“新書介紹”中寫道：
《革命軍》，凡七篇：……其宗旨誌在驅除滿清，光複中華，筆極銳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無不拔劍起舞，發衝眉豎。若能以此書普及於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是所望於讀《革命軍》者。
這就引發慈禧太後以雷霆萬鈞之力，嚴令江督，轉飭上海道，令會審公堂立出牌票，說：
奉道憲密紮，奉蘇撫憲紮，欽奉電旨，查有上海創立愛國學社，召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諸邪說，形同叛逆，著嚴密查拿。……滬上各報內，《蘇報》近更狂吠，愈無忌憚，者即拿辦。轉飭密派幹役，將單開各要犯分別嚴拿，務獲稟辦，毋稍泄露疏虞，致被免脫。……。
但官方力量有限，雖抓住章太炎等部分人，但因為是租界內，沒有能夠依靠引渡來關門殺人，隻好進行形式上的會審。官方請的律師申述案由：
總之，《蘇報》汙蔑皇上事多，未能一一指出。中國政府飭拿章炳麟、鄒容，因其大逆不道，謀為不軌。其《革命軍》第一章，敘披毛戴角之滿洲人應予殺盡，可比登三十六天堂，升七十二地獄，巍巍哉革命，皇皇哉革命。……
會審4次後，上海縣下喻：
本縣奉南洋大臣委派，會同公廨委員，暨英副領事，審訊蘇報館一案。……至章炳麟作《訄書》，並《革命軍》序，又有駁康有為之一書，汙蔑朝廷，形同叛逆；鄒容作《革命軍》一書，謀為不軌，更為大逆不道。彼二人者，同惡相濟，厥罪惟均，實為本國律法不容，亦為各國公法所不恕。查律載不利於國謀危社稷為反，不利於君謀危宗廟為大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淩遲處死。又律載謀背本國潛從他國為叛；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又律載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絞監侯。如鄒容、章炳麟照律治罪，皆當處決。……。
這種皇上的一廂情願的威嚇性的封建判決，引來國際、國內一片嘩然，最後雖改判他們二人為監禁，但還要做苦工。這在清政府看是對於中國書生的嚴重警告。而從宣傳學看，則是書生們指出了中國民族社會的危機，而衛道者則把自己的封建膿腫當作必要的午餐端給世人品嚐。
接著又發生《國民日日報》事件。該報編輯為連橫，其主旨也是革命黨人的思想宣傳，發刊詞上就寫著：
“國民”二字之名義與範圍，東方民族之所不解也；今若易言之曰“蟻民”，則其所順受者也；更易言之曰“鄉民”，則其所屍祝者也。何也？訓伏專製政體之下之既久，一切橫斂慘殺之毒，亦已司空見慣，以為吾儕小人，僥幸寢饋於黑甜之鄉，而老死於黃馘槁項，不見兵戎，亦即了此一生，安問所謂國民，安問國之屬於誰氏。……無怪乎三千年來，獨夫民賊，以國為牧場，以民為畜類，其所以圈之係之之術，任憑作弄，而不見有一毫之反動！……中國民族之曆史，言之實可醜也。其上有僭竊盜賊之習慣，其下有奴隸牛馬之習慣。兩點相並，僭其竊盜賊也，不可思議；其奴隸牛馬也，愈不可思議。……。
皇上自然也是氣憤之極，但《蘇報》案的消滅方案難以見效，於是改用封鎖的辦法，向長江一帶發通令說：
上海逆黨著書刊報，煽惑人心，大逆不法。業將蘇報館辦事人員按名拿辦，並將報館封閉在案。乃又有人創辦《國民日日報》，依然妄肆蜚語，昌言無忌，實屬執迷不悟，可恨已極。抑各屬府州廳縣，將國民日日報荒謬悖逆情形，示知地方商民，不準買看。如有寄售國民報者，提究。
居然還由外務部行文總稅務司，寫道：
現又有人創設《國民日日報》，依然放肆蜚語昌言無忌。該報執事人等，多半寒酸出身，甘於為非，擾害大局，聳人聽聞，藉廣銷場。但使無人閱其報紙，彼必支持不住，不難立即閉歇。除分諮沿江各省，通飭一體示禁，不準商民買看該報外，應請剴行總稅務司轉知郵政局，毋得代寄《國民日日報》，杜其銷路，絕其來源。
這真是笨人的笨宣傳，“不準買看該報”，其效果可知。
1912年政權更迭，沒有了名稱上的封建帝製，中央權力放鬆，那就更加宣傳得熱鬧。各種報紙刊物湧現。據說當年出版的報紙就達到500種，但隨著袁世凱想當皇帝，他在1914年頒布《新聞法》來進行壓製禁錮，以致最後新聞“宣傳”鬧到他自己頭上了。林語堂先生在書中介紹一件真實的荒唐事：
玩弄君主政權的陰謀者不但要封閉人民之口，還要給袁世凱本人帶上眼罩。梁士詒曾經是注明的“財神爺”，準備做袁世凱君主政權的首相，他想使袁世凱相信公共新聞其實是支持他的。所以，梁士詒對上海一些報紙進行加工偽造，在給袁世凱這個老家夥看以前，把翻印報紙中所以的“反對”字眼改換成“支持”。一天，趙爾巽走進袁世凱的書房，發現了一份上海報紙的篡改版並且察覺了與原版的差別，他不自覺流露出驚訝的神色。在追問之下，趙爾巽不得不解釋說，他在自己家裏看到的那份報紙在言辭上與這份報紙截然不同。袁世凱讓趙爾巽回家取來原版報紙，他發現自己被梁士詒愚弄的真相後如夢初醒，顏麵掃地而且忐忑不安。……
其他宣傳事項，由於多有報刊史專著，本文不再引述。這裏僅介紹當時一種新式宣傳手段，那就是各地出現的“宣講團”、“宣講所”，組成一些宣講員，麵向廣大百姓做演講，頗為熱鬧。內容更是貼切百姓關注的當時的熱門話題。下麵選3部當時宣講所積累的文稿，以見其宣講主題內容：
①1912年湖南省成立“湖南模範講演團”，將他們的演講內容編輯成書：《民國新論》。內容有10篇演講稿，題目如“看演說報的好處”；“皇帝的歹處”；“大總統的好處”；“改用陽曆的緣故”；“湖南儲蓄銀行的好處”；“過年也要改良”等。
②1914年浙江省行政公署教育司選擇浙江各縣的宣講稿70篇，編輯成書：《浙江各縣宣講稿選粹》。題目如：“說宣講原因”；“說世界大勢”；“說共和大意”；“說振興實業”；“釋自由”；“說注重衛生”；“說人民義務”；“說公德”；“釋平等”；“勸女學”；“戒吸鴉片”等。
③1918年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選各地演講稿88篇，合印成書：《通俗教育講稿選錄》兩輯。題目如：“國民愛國當盡本分”；“振興教育”；“自由平等之真義”；“道德與法律”；“說普通知識”；“產業組合之利”；“說體育”；“衛生之利益”；“戒賭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