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的北京，王府井的兒童藝術劇院上演了一出話劇——《都有一顆紅亮的心》。那一年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周年，這也是一出關於知青的戲劇。這個戲的劇本來源自兩部小說：《錯誤》，另一個就是這本《上下都很平坦》。作者都是馬原，也就是我了。
這本書初版是一九八七年，其中的故事發生的年代更早些，七十年代初。這也是我的一部帶自傳性質的小說。我們那一代人中許多都當過知青，現在它隻是一個曆史名詞；這是一個隻有生長於當時的人們才知曉確切含義的特殊稱謂。知青，這是一段一整代人都無法忘懷的日子。每個知青都在身心上留下烙印。
我們這一代小說家中有太多關於知青的故事，我的這一個也許並不特別引人注目。它沒有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的幸運，似乎也少一點典型意義，因此它問世十幾年了知者寥寥。我這唯一的長篇並未給我帶來所謂的知青作家的頭銜，這是否是我的遺憾呢？這次重版之際，我借機會重讀它，像一個新讀者（而非作者）一樣讀。很讓我意外的是並未讓我臉紅，更沒讓我覺得失望。我相信這是一本好書，無論是馬原寫的還是別人寫的。當初完成它時，距故事時間還太近，人們還更習慣從功利角度閱讀自己的曆史，而這本書少的恰好就是這份功利。現在不同了，對於新一代自掏腰包買書讀的人來說，這裏麵發生的事情都太遙遠太離奇，距離會帶給新人們許多不同的東西：比如價值取向，比如傳奇色彩，比如視角切換的哲學意味。
也許這本書的特殊就在於此：重印，讓時間去糾正一切。這是它的作者的期待。
我讀過我們那一代知青作家的許多篇什，史鐵生的，梁曉聲的，葉辛的，其他人的。我讀到太多的苦難、太多的反抗、太多的成長；而且時有詩意相伴，有青春和愛情迸發出的火花。我知道那是大多數知青的命運類型。
可是很奇怪，我的不太一樣。我不知道原因。也許是我晚熟的緣故（比如我長個子一直長到二十三歲），知青四年，我並未記住太多的痛苦，我記得最多的是快意，盡興；用今天的話說——爽。這大概就是我的故事的不同吧。
人在貧窮困窘時饑餓感常常在官能感受中特別突出。我的故事中人幾乎個個都是餓死鬼，為了嘴和肚子，他們上演了生死話劇。偷青、偷雞摸狗、打獵、裝病號、過年，包括送殯，經常為了一頓美食不擇手段。有一部台灣電影《稻草人》，裏麵的核心情節是一顆巨大的美國炸彈被投到海中炸死大片的魚，人們為了這些魚瘋狂搶奪。我的故事裏也有這樣的片段，而且講述要早許多年。那都是饑餓年代裏的喜劇，是饑餓的美學，也是大爽。
話劇導演牟森十年前就與我有約，由他將《上下都很平坦》搬上舞台。他說他感興趣的是四個女孩：瓶子，小秀，江梅，肖麗。她們都是死鬼，她們的花朵在盛開怒放時凝固定格了，但是她們喋喋不休，爭相講述自己的短暫一生。牟森說，試想幾個死去的女孩輪番在舞台上講述自己，那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她們都隻有二十歲左右，正值爛漫之時。
他這樣告訴我的時候，我如夢方醒。是啊是啊，為什麼我的女孩子們都夭折在花季呢？回到生活裏，我沒有這種偶然與巧合。是我內心中有陰暗的角落嗎？回憶一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三十四歲，已經離開那段噩夢的生活整整十三年，是記憶本身出現了缺失，還是我內心真的出了毛病？發生在後來但被我提前寫出的《岡底斯的誘惑》（一九八四完成）中那個早夭的少女央金不是同樣在最美的年齡上死於非命嗎？這是又一種巧合嗎？
其實，這本書中最有趣的部分當是宿命。宿命意識很早就滲入我心裏，這也許是我最終成為小說家的關鍵。那對死於同一天的老人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真切感受命運的契機。當時我剛從城市來到農村，我住處的隔壁就是這個村的敬老院。對於一個城裏的孩子，一切都是新鮮的，包括這種隻有傳奇故事裏才有的奇聞。“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這個世界上真有這種事，而且是我本人耳聞目睹。我參與了送殯過程的許多工作，我看著大地母親將兩個老人像嬰兒一般收回到自己的懷抱。我後來的關於生活、關於人世的許多概念都是從那裏取得的，形而上的如價值、意義、方法論；形而下的如吃、性、生老病死。我從那時學會了看天，看人臉色，看各種預兆；學會了麵對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難題。
說到底，這本書講述的就是這麼一些事，有一點詭異的氣氛，有一點超驗的東西，有一點宿命的意味，有一點原始的衝動。它使得我忘卻了苦難，忽略了詩意與溫馨，甚至排解了青春與愛情。是我把一場一代人的傷痛換掉了，換成一杯加冰的可口可樂，在踢完一場球之後一飲而盡。就說這些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