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薩克實際上並不是一個民族的稱呼，它在俄語中的意思是“自由自在的人”。其實，通俗一點來講，哥薩克就是“盲流”。這些人實際上是一些不甘心為奴而逃到偏遠的南俄草原邊境謀生的草寇。他們聚集成群，靠打家劫舍為生，後來就發展成為了類似梁山好漢一般的兵匪。俄國沙皇政府鞭長莫及，也隻能眼看著這些人慢慢做大。不過，政府也慢慢發現了這些人的利用價值，隻要肯給錢，這幫人就會為你赴湯蹈火。所以，這些“盲流”逐漸成為了沙皇豢養的一群很有戰鬥力的野狼。後來為俄國征服廣袤的西伯利亞乃至搶占伊朗大片地盤的“功臣”，就是這些哥薩克。
無知加仇富，造就了“盲流”哥薩克對猶太人的“嫉惡如仇”，他們隻要見到猶太人就會殺心四起，也因此而成為俄羅斯一次次反猶浪潮的急先鋒，甚至被“譽為”俄羅斯大草原上猶太人的“天敵”。不過，惡人自有惡人治，哥薩克後來還是在斯大林一次次的鎮壓下消亡了。
俄國境內接二連三的屠殺和暴力活動，加速了猶太人外移的步伐，引發了1904年至1914年間第二次“阿利亞”運動的到來。據不完全統計，1882年至1914年間，從俄國逃離的猶太人將近二百萬人，其中四分之三去了美國。除了逃往美國和歐洲的猶太人外，一部分猶太人則選擇了移居巴勒斯坦，他們構成了第二次“阿利亞”運動的主力軍。第二次“阿利亞”來到巴勒斯坦的回歸者，是首批將自己與民族事業結合在一起的猶太複國主義者。這批人與第一批天真的學生相比，實力和影響力明顯提高了一個台階。日後，這批人成為了猶太複國的最主要力量，他們中間就包括出生於波蘭的以色列開國之父本·古裏安。
隨著大量猶太人在巴勒斯坦落地生根，一個很現實的語言問題擺在了他們麵前。
回歸以色列的猶太人來自世界五湖四海，一千多年的流散已讓他們忘記了祖輩的語言。這些人說著各地不同的方言，來到巴勒斯坦，但來到以後才發現，由於語言交流的隔閡，他們之間難以形成真正的溝通和交流。這並不奇怪。試想一下，即使生活在同一個中國的哈爾濱人與上海人，如果沒有普通話而隻講當地方言，恐怕也難以溝通和交流，更何況來自不同國度的人們。於是，統一回歸者的語言，已是關係到回歸者能否立足的當務之急。
那麼選擇哪種語言作為猶太人的“普通話”呢？各方都從自身利益出發，希望選擇對自己方便的語言，比如羅斯柴爾德家族就希望選擇法語，赫茨爾的追隨者希望選擇德語，但更多的猶太人想起了猶太人已經失傳千年的希伯來語。此時，複活希伯來語，已經不僅僅具有民族複興的象征意義，實際上也是關乎到這些人能否融洽生活在一起的關鍵。
提到希伯來語的複活，就不能不說到為推廣希伯來語而付出畢生心血的語言學家本·耶胡達。為了讓希伯來語在猶太人的世俗生活中得到推廣，耶胡達不僅編寫了希伯來語詞典，更是身體力行，至死都不說別的語言，隻說希伯來語。經過他的不懈努力，憑借一己之力，終於將幾乎已經“死去的語言”希伯來語一步步地複活。耶胡達的追隨者繼承了他的衣缽，從娃娃抓起，希伯來語在兒童中很快就流行起來，進而帶動了整個家庭、整個社會，希伯來語逐漸變成了猶太人通用的母語。
就在猶太移民陸續向巴勒斯坦回歸的同時，赫茨爾及其他猶太複國運動的先驅們，也在歐洲為猶太人的複國夢想而積極多方奔走。
麵對奧斯曼蘇丹的不合作，赫茨爾開始尋求折中的解決方案。當英國人表示願意從自己在東非的殖民地肯尼亞一個名叫“烏幹達”的地區，劃出一塊地來送給猶太人做複國“試驗田”時，赫茨爾欣然接受了這一提案。但其他猶太人不能接受除巴勒斯坦之外的任何回歸地。他們對這位民族英雄的選擇進行了強烈的譴責和攻擊，甚至抨擊他是猶太人的叛徒。
1904年，赫茨爾在心力交瘁中倒下，年僅四十四歲，“烏幹達提案”也就此夭折。以色列建國之後的第二年，赫茨爾的遺骸被從維也納遷到了耶路撒冷一座最高的山上安葬，這座上從此被改名為“赫茨爾山”。
早期來到巴勒斯坦的移民大都單槍匹馬，他們不僅難以有效地從事大規模生產和生活，也難以應對周邊阿拉伯人的挑戰和競爭，這也是第一次“阿利亞”失敗的原因所在。為了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第二次到來的移民吸取了第一次移民失敗的教訓，建立了“基布茲”。
“基布茲”在希伯來語中意指“集體”。“基布茲”裏所有財產都由集體共同占有，所有的個人需要，包括醫療衛生和撫養子女，都由集體負責。這實際上受到了來自俄羅斯猶太人所帶來的理想社會主義的影響，與我國成立初期在農村所采用的“人民公社”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