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評論》創刊
五四時期毛澤東在湖南長沙主辦的著名周刊。1919年7月14日創刊，共出版五期，還有"臨時增刊"第一號（7月21日出版）11開一張。《湘江評論》的創刊宗旨是"宣傳最新思潮"。該刊在形式上和《每周評論》一樣，四開一張，分四版，分欄也大體仿《每周評論》，有西方大事述評、東方大事述評、世界雜評、湘江大事述評、湘江雜評、放言、新文藝等欄。其最大特點是文風新穎、筆調尖銳、通俗易懂，它著重宣傳了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統治的思想，歌頌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大力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發人們向舊勢力、舊習慣作鬥爭。
《湘江評論》的一些重要文章絕大部分都是出自毛澤東的手筆。五四運動後，毛澤東在領導湖南學生運動時，為了提高群眾覺悟，擴大宣傳，以很大的精力來主編《湘江評論》。他在"西方大事述評"和"世界雜評"欄目中，以很大篇幅介紹並讚揚英、美、法、德、意等國的工人罷工運動，揭露了英、美、法在巴黎和會上的分贓活動，斥責"滿嘴平等正義"的法國總理克裏蒙梭、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美國總統威爾遜不過是"一類的強盜"。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如果有戰爭，"就是階級戰爭"。而戰爭的結果，必然是東歐諸國共產主義的成功。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這篇著名的時文中指出："曆史上的運動，不論是那一種，無不是出於一些人的聯合"，"曆來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學術的改革與反抗，政治的改革與反抗，社會的改造和反抗，兩者必有其大聯合"。他認為，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就是人民大聯合的結果，因此號召進行中國民眾的大聯合。"放言"和"雜評"是《湘江評論》中引人注目的欄目，雖然三言兩語，常常是針對人們存在的思想問題進行宣傳。
《湘江評論》雖然隻出了5期，但卻對湖南新文化運動起了較大的影響和推動作用，這一影響還同時波及到全國特別是華南地區。當《湘江評論》創刊號寄到北京之後，李大釗對它作了高度評價，認為是當時全國最有份量、見解最深的刊物。《每周評論》還專門為此介紹說："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麵。……武人統治之下，能產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北京《晨報》也予以介紹，說它"內容完備"，"魄力非常充足"。對於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每周評論》認為："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湘江評論》從其一創刊，即以犀利的筆鋒，堅決的態度贏得廣大青年的喜愛。創刊號當天即告售磬，後來重印2000份，仍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從第二期起即改印5000份。《湘江評論》的巨大成功很快就引起湖南軍閥的仇視和守舊派的反對，1919年8月，當《湘江評論》第五期正在付印時，就被當地軍閥張敬堯查封了。
"問題與主義"的論爭
7、8月間馬克思主義者與實用主義者胡適之間進行的一場思想論爭。
五四時期是中國思想界異常活躍的時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西方各種文化思潮蜂湧而至，中國思想界呈現出錯縱複雜的局麵。其中，科學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在五四愛國運動後有了進一步的傳播，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中國社會問題必須"根本解決"的主張，在社會上的影響日益擴大。同時，作為"新思潮"之一的實驗主義和以它為哲學基礎的社會改良主義，也在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在杜威來華之後更是風行一時，與馬克思主義的對立日益尖銳，從而發生了問題與主義之爭。杜威（JohnDewey），美國哲學家，實驗主義學派的主要代表，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胡適留美時曾在該校學習，成為杜威的學生和實驗主義的信徒。胡適回國後，1919年2月和4月，先後發表了《不朽》和《實驗主義》兩文，介紹了實驗主義的思想。接著，胡適又通過北京大學、新學會、尚誌學會和中國公學聯名聘請杜威來華講學（後來這4個單位組成了一個講學社，專門聘請歐美名流學者來華講學）。1919年4月30日，杜威攜妻女到達上海，胡適、蔣夢麟、陶行知等人前往迎接。杜威到北京後，作了《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想之派別》、《現代之大哲學家》以及倫理講演等5種長篇講演，單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一題就講了16次。根據其講演輯成的《杜威五大講演》，在其未離開中國以前就已出了10版。杜威在中國住了兩年零兩個月（1921年7月11日離華），先後在奉天、直隸、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等11個省巡回演講。杜威的講演被譯成中文，從1919年7月起，大量刊登在《新青年》、《每周評論》、《晨報副刊》、《新潮》、《覺悟》（《民國日報》副刊）和《學燈》等著名刊物上。杜威在講演中全麵係統地介紹和宣傳了實驗主義，並對當時中國思想界正在討論的中國社會改造問題儼然以指導者的口吻評論道："中國常有人問我‘改造社會當從何下手？’我的答案必說該從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學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沒有一處不應改的。在這個時候，大家隻有各做各的事，那種籠統的理論最容易被人利用，是沒有用的。"作為"實驗主義的信徒"的胡適，對"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主義"也"看不過了"。1919年6月，隨著陳獨秀被捕和李大釗因避免追捕準備離京之機，接手《每周評論》，並在7月20日出版的第31號上，發表了他親自寫的"政治導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挑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胡適攻擊馬克思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否認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的適用性。他要求人們多多研究每一個個案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主義。認為不去研究具體問題，卻去高談社會主義，還要誇口說"根本解決"。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胡適在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後，又連續發表了三論、四論"問題與主義"的文章，反對各種"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反對對於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