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文章發表後，首先著文反對的是《國民公報》的編輯藍公武。他在《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指出："主義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並逐條駁斥胡適的文章給宣傳"主義"列舉的三條"教訓"。但是，由於藍文側重於從思維邏輯方麵進行論證，對胡適否認"根本解決"這一要害問題，未能直接予以反駁。8月，李大釗在《每周評論》第35號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批駁胡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觀點。他指出：社會主義是時代的旗幟。宣傳主義和研究問題是交相為用、並行不悖的，解決"問題"離不開"主義"。"因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的運動"。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為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因此，研究問題必須有主義作指導。李大釗認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而我們隻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李大釗強調，一點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中國社會問題"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能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這個"根本解決"，就是通過階級鬥爭，改變經濟製度。1919年12月1日，胡適在《新青年》第七卷一號上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以回應李大釗的反駁。他在文中提出了"研究問題、輸人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16字主張，欲圖把新文化運動引到純學術研究的圈子裏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歧路上去。1920年1月1日，李大釗在《新青年》第七卷二號上發表了《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指出新思想是因中國社會經濟情況的變化、社會的新要求而發生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應時代的要求，而不是以任何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至此，從1919年7月開始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便基本上結束了。此後雙方雖仍有言論發表，但主要是各自正麵闡述自己的主張，而不是像以前那樣采取論戰的形式了。"問題與主義"的論爭，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出現的第一次思想論戰，實質上是中國需要不需要馬克思主義，需要不需要社會革命的論爭。這一論爭在當時思想界產生了深刻影響，站在不同階級立場的知識分子圍繞著對待"主義"問題開始了分化。這場論爭，對於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起了積極作用。
山東慘案
五四愛國運動期間濟南鎮守使馬良鎮壓愛國民眾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