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玉器是在魏晉南北朝玉器大衰落和隋代略有複蘇後開始的。盡管考古發現的玉器數量不多，但傳世的玉器數量不少。唐代玉器呈現出明顯的特點：第一，漢魏時期曾有回光返照的禮器和盛極一時的葬玉幾已消失，所見者主要為作佩飾用的玉簪、玉梳、玉鐲、玉帶板、玉人神仙佛以及作實用的玉杯、玉勺、玉盤，玉盒、玉罐等實用器具。唐代出土玉器比較重要的有廣東韶關市西北郊張九齡墓出土的玉五角形片、玉垂雲片、玉璜、玉雲形光素片及陝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玉帶和白玉鐲等，均為佩飾玉器。第二，唐代玉器中的人神仙佛及紋飾，進入全新的發展和變化期。其形式之多為前所未見，計有寬衣博袖的文人士大夫，頭戴烏紗帽的官吏，衣著華麗美妙的仙女，長髯無冠的老人或道士，與漢族人形殊別的所謂“胡人”和具濃厚佛教色彩的飛天等。其中以唐代獨有的“胡人”最引人注目。其形態為無冠卷發，深目高鼻，穿緊身窄袖長衣，足著長筒靴，或翩躚起舞，或手執珍奇異寶做跪地敬獻狀，或彈擊各式樂器，或玩耍動物，或戲演雜技，富有動感。它反映了當時中國與西域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的昌盛景象。“玉飛天”是迄今所見最早的佛教玉雕。
取椎髻、裸胸、長裙、跣足之狀，與敦煌盛唐壁畫上的飛天一致。第三，唐代玉器上的動物造型突然增多，除傳統的龍、鳳、螭外，更有一些寫實性很強並具某種吉祥寓意和為推崇倫理道德服務的動物出現。見者有獅子、駱駝、鹿、象、鶴、雁、鴛鴦、孔雀、綬帶鳥等。其中獅子、孔雀兩種動物為玉器中首次出現。玉鹿與金、銀、瓷等器皿上的鹿紋一樣，往往頭頂生出“珍珠盤”狀角，肌肉豐滿，頗似活躍於山林草原的馬鹿，與後世之梅花鹿截然不同，這可能受到了北方遊牧民族文化的影響。第四，唐代玉器上開始出現寫實性的植物紋圖樣。常見的有蔓草、纏枝蓮、牡丹、石榴、葡萄等花果，它們或單獨組紋飾器，或與其他動物複合組圖。在刻紋的表現手法上也有明顯變化，其中以整體圖案隱起（又稱挖地或剔地陽紋）再在其上加陰線，局部刻細紋法尤為突出。所飾陰線細密而形象，凡植物的花葉脈絡、動物的毛發、人物的衣紋等皆一目了然。
五代是一個時間短暫且動亂的時期，已知的此期玉器不多。其中在南京的南唐二陵、成都前蜀王建墓等出土過少量玉器。所見器物有玉龍紋帶、玉飛天紋殘器、玉哀冊和玉組佩等。其中王建墓所出一塊龍紋帶板，背麵用陰刻銘文記述了它的製作情況，對玉器的斷代、玉帶的發展演變史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南唐二陵所出的雲花紋邊青白玉飛天殘器，為迄今所知最早以飛天形象琢飾在玉器上的出土實物。王建墓和南唐二陵所出的數十件玉哀冊，也是現存同類器物中最早在墓中發現的，對當時曆史和文字形體的研究尤為珍貴難得。
宋、遼、金時期是中國玉器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重要時期。宋代玉器在繼承唐代風格上，又有所發展。遼、金玉器數量不少，以狩獵為主要題材，具有塞北的風格。
與隋、唐、五代時期相比，宋、遼、金時期考古出土的玉器明顯增多。這與玉器更加商品化、普及化、平民化的趨向相關聯。如1969年在河北定縣城內清理的兩座宋代早期塔基中，出土玉璧、玉盒、玉環、水晶動物、珠飾及玉料等100餘件。1972年在四川廣元皇澤寺一座宋墓的兩個腰坑中出土了一批玉器，其種類有仿古禮器方穀紋璧、圓穀紋璧、卷雲紋璧，裝飾品玉佩飾、玉鐲、玉帶環，小型動物藝術品玉兔、玉鵝、玉魚、壽山石雕臥馬，玉製容器有圓碗、橢圓碗，以及玉柄、玉印、壽山石鎮紙等。1986年在內蒙古哲裏木盟奈曼旗斯布格圖村北廟山，發掘了遼陳國公主與駙馬蕭紹矩的合葬墓，所出玉器有組佩5組，其中工具形玉佩1組7件；動物形玉佩2組，各為6件；雙魚玉佩2組，各為圓雕兩魚。還有鴛鴦玉飾、琥珀珍珠耳墜、琥珀鴛鴦、琥珀瓔珞、水晶串珠、玉帶鑄等裝飾物。玉製容器有玉水盂、琥珀雙魚形盒、琥珀小瓶，瑪瑙碗、盅、花瓣形水晶杯、提鏈水晶杯等。其他器具還有風字形玉硯，玉柄銀刀和錐等。除考古出土的玉器外，在傳世玉器中也有一些時代較為可靠的玉器，如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傳世玉器中，就有不少特征明顯的宋玉。從這些玉器看，宋、遼、金玉器既有共同點，也有明顯的差別，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