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開始盛行金屬鑲嵌工藝、線刻工藝，使銅器裝飾圖案豐富多彩。青銅製的戈、矛、劍、戟等武器特別精良。戰國時期，雖然開始進入鐵器時代，但青銅製造業仍然發達，並持續到秦漢時期。
三、關於中國青銅時代的農具
盡管夏、商、周三代是中國的青銅時代，但從目前出土和傳世的青銅器來看，商周時代的青銅器似乎主要服務於非生產性目的。這些非生產性青銅器可分作兩個類別：一是禮儀中使用的容器和樂器；二是兵器和車馬器。禮器和兵器不僅數量多，而且製作精良，構成了中國青銅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謂禮器，一般是指古代貴族在進行祭祀、喪葬、朝聘、征伐和宴享、婚冠等活動時舉行禮儀所使用的器皿，如鼎、簋、爵、觚、豆、鍾、鎛等。商周時期青銅兵器主要有戈、矛、戟、鉞、刀、劍、弩機、矢鏃等，其矢鏃尤多。矢鏃是一次性消耗品，這從一個側麵說明兵器製造是一個優先采用青銅的領域。
相比之下，此時青銅似乎很少用於鑄造工具，青銅農具尤少。相反，考古發現的商和西周的農業工具主要用石頭製作。二裏頭遺址的發掘證明，在青銅器被發明以後，人們繼續使用石質的農業生產工具。在商代遺址中最常見的仍然是木、石、骨、蚌製成的農具，其中尤以石鐮為多。20世紀30年代對安陽小屯商代晚期遺址多次發掘中，出土石鐮多達3600餘件，其中一個窖穴就儲存了444件。河北槁城台西村商城遺址，從1973年起至1997年，前後進行了4次發掘，出土了數千件文物，其中的農具全為石器、骨器和蚌器。如前2次發掘出土了骨鏟、石鏟、蚌鏟共132件，石鐮336件，蚌鐮29件，卻沒有一件青銅農具。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居住遺址和墓葬中，出土了約600餘件工具，其中隻有一件銅斧和一件銅刀，也沒有一件是青銅農具。這些地區的考古資料表明，當時商周王朝經濟最發達的統治中心地區尚且普遍使用木、石、骨、蚌農具，其他地區更是可想而知了。
如何看待這一現象？20世紀50年代已有學者注意到這一問題。如雷海宗在1957年就提出，中國的青銅時代實質上是一個石器時代，工具，特別是農業工具，多以石和木製造。當時生產力仍十分低下，剩餘產品非常有限。他的觀點得到陳夢家、於省吾等學者的支持。陳夢家認為，王室的匠師以新出現的青銅鑄造技術製造器具，武器用於戰爭，容器用於王室祭祀。自由民無力為自己製造青銅農具，奴隸當然也不允許在農業生產中使用貴重的青銅。當然也有反對意見，如唐蘭在1960年發表的《中國古代社會使用青銅農器問題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認為，幾乎所有現存先秦文獻中出現的農具名字都帶有“金”字旁，因此先秦時期青銅農器是較普遍的。此外，他還列舉了他認為可以斷定為農器的45件存世青銅器。不過，他所引用的文獻大多成於東周，而那45件器物分散在從商代到漢代大約1500年的漫長時期內。
其實，持商周時代已普遍地使用青銅農具的學者也承認出土的青銅農具數量很少。為了解釋出土的青銅農具數量很少的原因，他們提出了許多理由，主要有下列幾點：一是出土銅器的地方主要是貴族墓葬，貴族生前不親身參加農業生產，不使用青銅農具，死後自然很少以青銅農具入墓，因此今天就出土不多。二是青銅農具因磨損或破損而不能再用時，可以改鑄新農具，不會隨便丟棄而留下較多的遺物。三是青銅農具被後代政府搜刮去鑄造貨幣。四是因青銅農具沒有銘文和紋飾，不為古代金石學家所著錄，不為後代古董家所收藏，故而傳世的青銅農具很少。
對此，陳文華認為，上述理由，應該說還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根據並不充分，難以使人信服。比如關於第一點，就不大符合實際情況。有許多青銅農具就是出土於商代貴族墓葬中的，如江西新幹大洋洲商代大墓中就出土了銅犁鏵、銅鍤、銅鏟、銅钁、銅鐮，河南羅山天湖商墓和蟒張商墓中都出土了銅鏟、銅鍤，安陽殷墟婦好墓也出土了銅鏟和銅鐮，湖北黃陂盤龍城商墓中也出土了銅鍤。這些墓葬的主人有的身份是很高的，可見因身為貴族不參加勞動而不隨葬農具並非普遍的規律。第二點和第三點說的都是青銅農具可以被改鑄為其他器物，這是客觀事實。但是青銅兵器和手工工具也是可以被改鑄，但它們出土物的數量就非常之大，遠非青銅農具可比，這隻能以社會對青銅兵器和手工工具的需要量遠遠大於農具來解釋。第四點也是事實。然而考古發掘中考古工作者對青銅農具卻是極端重視的，沒有一個考古學家會對出土的青銅農具視而不見。可是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長達四分之三世紀的考古發掘，出土的青銅農具仍然很少，這應該是可以說明一些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