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是銅器銘文的全盛時代，主要表現在兩方麵：一是銘文篇幅加長。百字以上的銅器銘文頗為多見，兩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291字，小盂鼎有400字左右（但多殘泐不可辨識）。中期的曶鼎也有400字左右。
後期的大克鼎有290字，散氏盤（亦稱夨人盤）有350字，毛公鼎有498字。如果不算由幾個編鍾合成的銘文，毛公鼎銘是已發現的商周銅器銘文中最長的一篇。這篇銘文詳細記錄了周王對毛公的誥命之辭，可以看做是保留在銅器上的一篇《尚書》。二是銘文內容豐富。西周銅器銘文中，除了“某人作某器”一類簡單記載，以及比較常見的記君上（主要是周王）的任命、賞賜或記功表德的銘文以外，還出現了一些比較特殊的記事銘文。其中有記訴訟勝利的銘文，有記土地交易和勘定田界的銘文等。從銘文內容所涉及的方麵看，有關土地製度、宗族製度、分封製度、軍事製度、官製、周人與周圍各族的關係以及其他重要問題。一些重大的曆史事件，如武王克商、成王東征、昭王南征等，也都有反映，所以郭沫若說西周銘文有書史之性質。西周時期的作器者多為周王室貴族、臣僚，諸侯國的較少。在器物上要鑄長篇巨作，對於鑄刻長銘銅器的器種有一定要求，在銅器的某一位置上須有著充分的鑄字麵積，且字鑄好後需要被看到，故長銘多集中於鼎、簋、盤、盂的內底上，這些器類內底寬大，字鑄作後也便於閱讀。這時期的銘文，書體也發生了變化。銘文字體規整，多作長方體，字體大小近相同，筆畫無波捺，兩端平齊，字體間架也較自然。另一特點是整篇銘文布局工整規範、書寫時不僅注意豎貫，兼顧橫平，有的還畫成方格，以防止字體過於參差。書家將這一時期的文字稱為玉箸體。
春秋：銅器銘文雖然仍受重視，但是其重要性已經比不上西周。當時仍有很長的銘文。例如宋代發現的齊靈公大臣叔弓（或釋“叔夷”）所作的一件大鎛，鑄有器主誇耀自己的出身和功績，並記載齊靈公對他的誥命的長銘，共493字。同時出土的叔弓的編鍾上也鑄有內容基本相同的銘文，全文由7個編鍾合成，長達500多字，比毛公鼎字數還多。但總的來看，春秋時代的長篇銅器銘文要比西周少得多，紀事銘文更少。當時銘文表現出較強的隨意性和地域性，內容與程序也與西周時期不盡相同，多為聯誼婚姻及誇耀祖先的功德之類。當時最常見的銘文格式是：某年某國某人之子，擇其吉金自作壺（盤、鼎），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還有一種炫耀門第的風氣，經常是“某人之子”、“某人之孫”。內容比較空泛，史料價值不如西周銘文。文字方麵，初期尚有用玉箸體的，中期筆畫變細，字體變長，書寫隨便，晚期有一部分地區出現了明顯的美術化傾向，如有些東方和南方國家的部分金文，字形特別狹長，筆畫往往故作宛曲之態。春秋晚期出現了蝌蚪文和鳥蟲書的雛形。春秋、戰國的銘文一般多為刻款而非鑄造的，即在銅器鑄成後用利器在器表刻出來的，一般在器壁外比較醒目之處。
戰國：前期基本是春秋晚期的繼續。大約從戰國中期開始，傳統形式的銅器銘文已經很少見，“物勒工名”式的新式銘文則大量出現。這種銘文字數一般不多，所記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以及使用器物的地點等。
當時由於簡冊、書帛的通行，金文不如寫於簡冊之上方便，致使長篇大作很少。不過，舊式的長銘在戰國中期以後並未絕跡。20世紀70年代在河北平山發現了公元前4世紀末期的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鐵足銅鼎刻有長達469字的銘文，銅方壺刻有長達450字的銘文。此外，戰國銅器銘文中還有少數內容比較特殊的例子，例如楚國附庸曾侯乙的墓葬所出的編鍾上有大量關於樂律的銘文，齊國的子禾子釜上有關度量衡製度的銘文，楚國的鄂君啟節記載了國家對鄂君啟經營商業的規模和路線的規定。當時的字體結構趨於瘦長，縱橫成列，刻意求工，係當時專業書匠所為，已開了鳥蟲篆的先河，屬於美術裝飾體係。另一方麵如“物勒工名”形式的銘文，多出自工匠之手，隨手刻成，故形體不規整，字體潦草、細小，筆畫恣肆，誤刻、訛變很普遍，不易辨認，這一類屬於民間文字，它從一個側麵表現了戰國時的“文字異形”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