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晉北朝墓葬
魏晉北朝時期的曹魏及十六國、北朝諸代的墓葬，均在長江以北，遠及河西和東北地區；而西晉的墓葬，在長江以南也有分布。此期的墓葬的發展變化可以分為曹魏（220-265）、西晉（265-317）、十六國（317-420）、北朝前期（386-534）、北朝後期（534-581）五個階段。
曹魏時期的墓葬：這時期的墓葬，在形製結構等方麵還保持著東漢末期的傳統，多是有斜坡墓道、甬道兩側帶小耳室的方形前室和長方形後室的磚墓。洛陽地區有的在前室居中張設鬥帳，帳前放日用器皿，兩側的耳室一為庖廚，一為倉房。
同一時期江蘇徐州一帶發現有石室墓或畫像石墓，其平麵布局也由帶耳室的前室與長方形後室組成。在河西地區發現的同期墓葬，總平麵與中原地區相近，隻是墓內壁畫嵌砌著大量的畫像磚，內容包括墓主生前宴飲出行及莊園、農桑、庖廚等，也有屯墾及營壘等圖像。曹魏時期的墓與東漢墓相比，不論是墓葬結構還是隨葬器物，都有簡化的趨向。
西晉時期的墓葬：以在當時都城洛陽附近發現的最重要，分布於當時的城東和城西一帶。城東已發掘的有城東枕頭山墓地、峻陽陵墓地等多處。峻陽陵墓地的23座有長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均為南北向，且排列有序。最東的1號墓墓道長36米，墓室長5.5米、寬3米，規模最大。城西地區的西晉墓，較大型的都有寬大的磚築墓室和長墓道，墓道長度一般在25米以上，如元康九年（299）徐美人墓的墓道長度超過37米。墓室四壁砌成外凸的弧線狀，四隅砌出角柱，有的在甬道處還設有石門。墓中常置大型碑式石墓誌。出土遺物中常有貴重的金飾和大量陶質明器。
陶質明器有鎮墓獸、牛車、鞍馬及庖廚、家畜、家禽等，陶俑中有高鼻深目的西北少數民族形象，還出現具有時代特征的方形多子槅、翻口罐等器物。一些極簡陋的淺葬土坑豎穴墓，墓內僅隨葬一兩件陶罐。鄭州、南陽等地及北京地區的西晉墓，與洛陽地區的相近似。江蘇宜興西晉周氏墓地的墓葬形製與遺物既有西晉的時代特征，又具地方特色。湖南長沙西晉墓出土大量青瓷儀衛俑，地方特色更為明顯。
十六國時期的墓葬：由於當時戰亂頻繁，民族關係複雜，因此缺乏像西晉時期那種統一的墓葬形製。西安草廠坡1號墓結構與出土器物還保留西晉的特點，但俑群中，除男女侍俑和女坐樂俑外，出現了戰爭氣氛極濃的出行儀仗俑群，有武士、鼓吹和牛車，其中的人、馬都披有鎧甲。遼寧的北燕馮素弗夫婦墓，是同墳異穴的石槨墓。槨內壁繪壁畫，設漆棺。槨內殉犬，槨外小龕中有牛、雞、魚骨，是較為特殊的葬俗。隨葬品中還有印章、文具、漆餐具、金飾和玻璃器，以及大量鐵兵器、甲胄、馬具等。遼寧朝陽的後燕墓也為土坑石槨，槨內置木棺，槨室以上埋石刻墓表。
北朝前期的墓葬：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前的墓葬，其特點是從保留較多的鮮卑習俗，逐漸向接受中原舊製轉化。在內蒙古呼和浩特發現的北魏初期墓葬，雖係磚室、木棺和有較多的隨葬陶器，但木棺保留著前寬後窄的形製，還出土帶草原民族風格的高足雙耳銅、銅羊距骨、獸飾金指環、獸紋銅牌飾等，並有北魏鑄造的銅虎符。這一階段的晚期，中原因素明顯增強。如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北魏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冀州刺史琅琊王司馬金龍夫婦墓，為磚砌多室墓，由墓道、前後室、耳室及連接各室的甬道所組成。墓室總長17.5米，墓道長28.1米，全長45.6米。墓磚呈青灰色，磚側模印“琅琊王司馬金龍墓壽磚”10個字。主室西側置石雕棺床，上置漆棺。墓葬早年被盜，但仍遺存367件陶俑。陶俑大都是侍從俑、儀仗俑，身披鎧甲的步兵俑和騎兵俑。還有與陶俑相配合的馱糧馬和大小馬匹、駱駝等30多件。此外，有太和八年（484）司馬金龍墓表和墓誌各一方，延興四年（474）姬辰墓誌一方，安插在四個石礎上的漆屏風一座。石礎雕刻精美。屏風僅存彩畫屏板。屏板上彩繪曆史人物故事，各有題榜，堪稱為罕見的北朝書畫和石雕藝術珍品。從墓室結構到隨葬器物組合，特別是繪有列女故事的漆屏風等，都顯示出中原的影響。但在墓內隨葬大量披鎧的步兵和騎兵俑，還有馱糧馬、駱駝等牲畜模型，一些陶俑的麵相還具有胡人特征，又顯示了與鮮卑原來的民族經濟、文化有關的特點。大同方山永固陵墓室前設墓道、甬道，後砌前後兩方形墓室，四壁微向外凸呈弧形。墓中出土與佛教有關的石雕以及墓地與佛寺建築結合，又顯示了富有佛教色彩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