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的人類在長期的生產與生活實踐中，逐漸對泥土的黏性、可塑性有了認識，了解到泥土加水調和後可以捏塑成各種器皿。同時人類對火的長期使用，認識到火能改變某些物質的性能，並積累了控製、應用火的經驗。這一切都為陶器的製作準備了條件。當人們出於生活實用的需要，把用泥土捏塑的器皿放入火中燒烤時，陶器就生產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史前人們就有可能分出人力來專門從事陶器的製作，製陶業由此興盛起來。
考古發掘表明，在距今八九千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陶器或陶片已是一種普遍現象。那麼能發現更早的陶器嗎？多年來，考古工作者懷著極大的興趣，結合新石器時代初期遺址的發掘，在南北各地展開了探求中國最早的陶器嚐試。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在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已發現了早期陶器的線索。之後，又在廣西桂林甑皮岩、南寧豹子頭、柳州大龍潭鯉魚嘴、桂林廟岩、湖南道縣玉蟾岩、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江蘇溧水神仙洞、河北徐水南莊頭、陽原於家溝等多處遺址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早期陶器遺存，經過多種方法測定，其年代均在距今1萬年前，有些甚至超過了1.5萬年。其中，地層關係明確，又有係列年齡數據的有甑皮岩、鯉魚嘴、廟岩、玉蟾岩、仙人洞與吊桶環、南莊頭及於家溝等遺址。根據目前的發現，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初步認識：
第一，中國早期陶器是舊石器時代文化向新石器時代文化過渡階段的產物。
大約在距今1.5萬年左右，首先在中國南方已經開始製陶的試驗，到距今1萬年左右大致完成了陶器的發明和探索。此後，陶器開始成為遺址中較普遍存在的一種文化因素。由此，我們可以將距今大約1.5萬至1萬年間定為中國陶器的試驗和起源階段。這一階段恰值末次冰期的結束並向全新世轉變、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進化的環境與文化過渡階段，陶器的發明和應用應被視為這個大過渡階段的產物之一。距今1萬～0.9萬年，當農業性的村落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產生時，製陶技術已經成熟並借助這種新的社會與文化機製獲得了一次空前的推廣和提高機會。
第二，中國早期陶器起源至少存在著南北兩個獨立的中心。南邊以南嶺一帶為中心，代表遺址有玉蟾岩、廟岩、仙人洞與吊桶環等。這一地區石灰岩洞穴密布，僅湖南道縣1983年對其中4個區的普查就發現各類石灰岩洞穴130多處，其中5處發現了與玉蟾岩相類似的新石器時代初期遺存。這些洞穴不僅為早期人類提供了十分理想的棲居之地，而且說明這一地區作為發明陶器、馴化水稻、孕育新石器時代初期文化的搖籃具有十分廣泛的文化與環境基礎。北邊以北京附近為中心，已發現的於家溝、南莊頭、轉年3個遺址，在空間上相距不遠，年代上緊密銜接，文化內涵和生態環境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別是這一地區有十分發達的前仰韶和仰韶時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暗示了它作為北方地區陶器起源的中心所具有的必然性。兩個中心分居中國南北，在地理上相距較遠，從石器等工具組合、生態環境、開發利用的動植物資源等方麵觀察，它們的文化背景不盡相同。因此，兩地的陶器應該是各自獨立起源的。從目前發現的文化遺存的年代上來說，南方地區早於北方。不過，從近年來，在俄羅斯遠東的黑龍江流域和日本列島都發現了年代遠遠早於中國北方地區已發現的陶器來看，中國北方地區出現陶器的時間很有可能向前推。
第三，陶器的產生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具有內在的聯係。這些早期的陶器，在中國南方地區，凡可以確定器形的，基本上都是陶釜或類似的器形；在北方地區，則主要是罐和平底器類。也就是說，起源階段的陶器主要屬於炊煮器類。在南方發現這些早期陶器的地點，如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環、牛欄洞等都發現了野生稻和有人工馴化痕跡的水稻遺存。同時，陶器遺存的出現都和螺蚌等淡水帶殼類動物遺存大量進入文化層堆積具有共生關係。北方地區前仰韶時期的粟作農業已很發達，雖然陶器發明時期迄今無粟的考古學證據，但是從年代更早、無陶器遺存的山西下川到南莊頭和轉年遺址與陶器共存的磨盤、磨棒這類幾乎可以肯定是用來加工植物籽實的工具情形看，作為炊煮器的陶器，都應該主要是針對穀物類食用加工而被采用的。有意思的是，在北方的南莊頭和於家溝，螺蚌類同樣是文化層中較為豐富的遺存之一。這說明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陶器的起源與螺蚌類大量進入人類的食譜似乎存在某種聯係。由此可見，中國南北方陶器的發明，又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動力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