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姐長期幽居，親友很難獲知她的近況，萬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無人能適時伸出援手。我一人獨居，情況不也相近？從那年開始，我日間都把小屋的木門開著，鄰居進進出出，路過都會探頭看一下。
另外我也想到，我們姐弟都已到了日薄西山的年紀。相差僅一歲，她先我而去或我先她而逝，恐怕上帝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啊。但是來日無多，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我合上書頁，悲從中來。比起姐姐張愛玲下筆時的花樣百出，弟弟張子靜蘸滿了歲月的無奈和落寞。他說看到姐姐在《弟弟》文章的結尾處寫：
他已經忘了那回事了。這一類的事，他是慣了的。我沒有再哭，隻感到一陣寒冷的悲哀。
那時，他也沒有悲哀。
弟弟是遺老遺少之家的小兒子，在萎靡的生活姿態中，沒被洋派的母親“拯救”出去，隻有和繼母發生爭執，遭到父親毒打的愛玲從家裏逃了出來，弟弟抱著籃球鞋也尋過來，黃逸梵看著兩個孩子，說她手上的錢隻夠供養一個，三個人哭作一團。或許從那時起，張子靜就已看到了他後來的命運，他的這輩子怕是逃不出這個“樊籠”了，中了父親和繼母的蠱毒，他該有的血性、男兒氣就這麼被剝離了。
張愛玲去世後的一年，弟弟張子靜去世，至此，晚清至民國的華麗緣落幕了。人們提到晚清重臣李鴻章，會順帶想到他的曾外孫女，中國四大譴責小說《孽海花傳奇》說的是他們家的故事，念書時的愛玲何其高興能從奶媽何幹口中得知更多的細枝末節。
上海江蘇路285弄28號，有兩個名人，一個是吳征，主持人楊瀾的丈夫；另一個，就是張子靜。書上附著張晚年的照片，黑白色，即便已到殘燭之年，依稀也能看出當年該是個“很美”的男孩子，濃眉大眼，卻羸弱細瘦。
晚年拿著報紙出來力證自己還健在的愛玲，依舊是瘦，可能她從來沒胖過，不像她的好友炎櫻總以豐腴圓潤的形象示人。一個是頹然之氣的後現代，一個是到了七十多歲還被當作美少女寵愛的小女人，一個是抽煙、喝酒、嬌俏的熱情女子，一個是沉靜、避世、清冷的白玫瑰。
比起民國一般念不起書的女孩家，張家的家底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1934年，她父親張誌沂與民國政府前總理孫寶琦之女孫用番在國際飯店舉行婚禮，彼時，張父手上還擁有19處不動產，金圓券時聽了蔣經國的話，交出硬通貨和貴金屬，結果一路敗下來，住進285弄28號，家底差不多清光了。
聖瑪麗亞女校裏，她身穿舊衣，在學姐們優雅而挑剔的目光下低頭走過，給少女時的愛玲心裏記上了一筆，促使她日後的“戀衣癖”，或稱之為“奇裝異服”。少女時的敏感和潔癖，在她的身上一直持續到去世，即便過了青春期，為人處世上仍舊帶著青春期的脆弱和拒絕。
她的童年“因禍得福”後，終有後來“氣象萬千”的那天，始終處於夾縫中的羸弱弟弟從哪兒截取她的溫情？她自顧不暇，弟弟再是親近，卻並不投契，她唯有拒絕才能在心裏騰出位置給別人，或者，幹脆空著。
寫作是她生存的工具
“……張愛玲女士的作品給予讀者的第一個印象，便有這情形。‘這太突兀了，太像奇跡了，’除了這類不著邊際的話以外，讀者從沒切實表示過意見。也許真是過於意外怔住了。也許人總是膽怯的動物，在明確的輿論未成立以前，明哲的辦法是含糊一下再說。但輿論還得大眾去培植，而文藝的長成，急需社會的批評，而非謹慎的或冷淡的緘默。是非好惡，不妨直說。說錯了看錯了，自有人指正——無所謂尊嚴問題……”
1944年5月的《萬象》刊登了一篇署名“迅雨”的《論張愛玲的小說》的文章，作者正是翻譯了《約翰？克裏斯多夫》的翻譯家傅雷，那年他35歲。一個甲子年過去了，再讀評論文章中張愛玲當時的小說，仍感覺是空前絕後的犀利，真知灼見與她的文章並存。
傅雷在文章中指出的諸般欠缺，難道僅僅是文章上的不足嗎？傅雷目光如炬何嚐沒有在她的文字中認識到真正的愛玲，傅雷的懂得，則是以“批評”的姿態出現。真正的善者，總以相反的形象示人。彼時，正春風得意的她，如何甘願承認自己的不足，而這種不足還是她終其一生都沒能逾越的。
介於張迷與非張迷之間，我並未看完愛玲所有的小說，《小團圓》是看完了。沉浸過她的文字後，再脫離出來，需要一定的時間，隻有在你真正認識這個世界後，你才會舉一反三地推翻愛玲世界裏營造出的氛圍。虛幻、黏膩的空氣，還甜絲絲的容易讓人上癮，再美再好，指向的皆是鏡花一場，這是她中意的蒼涼，是她的節奏，“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傾城之戀）”
她和姑姑住在單身女子公寓裏，張茂淵是職業女性，受過高等教育，收入不菲，妙語如珠又伶俐。舊照片上，愛玲的長相並不怎麼像她父親，亦不像她出了名的美女母親，反倒和姑姑站在一起時，讓人一看就覺得是一家人。外形同樣細瘦、高挑，戴著眼鏡，齊耳短發和布旗袍，完全是女學生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