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玲知道對方是說炎櫻比她天真純潔。炎櫻一派“隔壁的女孩子”，對比較老實的，她有時候說句色情大膽的話，愛玲聽了很詫異。炎櫻是故布疑陣，引人好奇心，狂蜂浪蝶們追求很久才知道上了當。
她和炎櫻都仿佛是活生生的現代人，一個性格開朗、外向直接，一個生活姿態處事分明。
“她拿著鋼筆墨水瓶筆記簿下樓。在這橡膠大王子女進出的學校裏，隻有她沒有自來水筆，總是一瓶墨水帶來帶去，非常觸目。”
她母親到她學校裏來總是和三姑一塊，三姑雖然不美，也時髦出風頭。比比不覺得九莉的母親漂亮，不過九莉也從來沒聽見她說過任何人漂亮。“像你母親這種典型的在香港很多。”她說。
《小團圓》中的比比是炎櫻，她的世故比之愛玲要務實得多，炎櫻身上退卻了少女的懵懂羞澀，這在一輩子都躲著人的愛玲看來，她感覺自在多了，正因為炎櫻的凡事淡然隨性處之，能包容下愛玲凡事的出人意料。在當時不了解愛玲的人看來，這簡直是個不通人之常情的涼薄女子，做朋友不會貼心，做親人則是她筆下的反麵人物，她對自己尚且不夠熱心，恐怕也就胡的及時出現彌補了她的年華。
她在香港念大學，她母親來看她，亨利嬤嬤問她母親住哪兒，回答說淺水灣飯店。“兩人都聲色不動，九莉在旁邊卻奇窘，知道那是香港最貴的旅館，她倒會裝窮，占修道院的便宜，白住一夏天。”
她的窘迫或許還有另外層意思，家裏連自來水筆也不提供，她母親派頭則很闊氣，外人看來不外乎兩種，家裏要麼離婚了的，要麼母女不睦的，兩頭都是家醜。
《同學少年都不賤》裏有段：
她又從冰箱裏取出一盅蛋奶凍子，用碟子端了來道：“我不知道你小女兒是不是什麼都吃，這我想總能吃。也是在那家買的。”
恩娟很盡責地替女兒吃了。她顯然用不著節食減肥。
她看了看表道：“我坐地道火車走。”
“我送你到車站。”
“住在兩個地方就是這樣，見麵難。”
“也沒什麼，我可以乘飛機來兩個鍾頭就走，你帶我看看你們的房子，一定非常好。”
恩娟淡淡地笑道：“你想是嗎？”這句話似乎是英文翻譯過來的，用在這裏不大恰當，簡直費解。反正不是說：“你想我們的房子一定好？”而較為接近的是：“你想你會特地為乘飛機來這麼一會兒？來了就不會走了。”
這是第二次不相信她的話，她已經不再驚異了。當然是司徒華“下了話”——當時她就想到華府中國人的圈子小，司徒華一定會到處去講她多麼落魄。人窮了就隨便說句話都要找確保。這還是她從小的知己朋友。
愛玲和炎櫻之間的嫌隙從開始就隱隱透露，隻不過當時年輕又是同學，差異也可以看成是互補，在她初涉文壇後，這種差異又可以被無限縮小，一個受人注目者，鮮少提及和父母的生活，已經很突兀，如果連好朋友都沒有，更讓人以為是石頭縫裏蹦出來的。成名之後的愛玲，她需要朋友，尤其是像炎櫻這樣深蘊人情世故、又海派又體麵的閨密。
如《同學》結尾處：
但是後來有一次，她在時代周刊上看見恩娟在總統的遊艇赤杉號上的照片，剛上船微哈著腰跟鏡頭外的什麼人招呼，依舊是小臉大酒窩，不過麵頰瘦長了些，東方色彩的發型，一邊一個大辮子盤成放大的丫環——當然辮子是假發——那雲泥之感還是當頭一棒，夠她受的。
這些是愛玲的心境，她當然不會在某篇散文中特地挑出來說，她把她想說的、言外之意的都摻和進小說人物身上。她在寫小說，寫著寫著就把她的後來都寫盡了。
愛玲的心裏一直住著兩個女人，一個小女孩和一個老太婆，可她總是打錯了牌，錯用時機。
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下午，午後1點無線電裏播報總統遇刺，兩三點鍾時報道已去世，站在水槽前的愛玲，聽見自己的聲音在說：“肯尼迪死了，我還活著，即使不過在洗碗。”生性涼薄的她，看透世俗人性，對自己了解得透透的，自殺者是決絕的，她要有這幹脆利落怕早就絕了與胡蘭成以後斷斷續續的聯絡。
百轉千回後，《小團圓》的結局裏還是給了之雍（胡蘭成），微笑著把她往木屋裏拉，兩人的手臂拉成直線，夢醒後，發覺那是20年前的影片場景，那人，是10年前了，她醒來快樂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