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沒有相守的緣分，卻於同一年去世，1957年9月周璿因急性腦炎在華山醫院去世。追悼會上，她生前文藝界的朋友都出席了，單單沒有石揮的身影。那時，很多公開場合他已沒資格出現。後來，石揮失蹤了，再也沒回來。有天，人們在吳淞口的海灘上發現了他的屍體，他跳海自殺了。
一個37歲，一個42歲，錯過彼此的年華，同一年共赴那個冰冷的世界，仿佛早已約定。
天涯與歌女
1947年，上海《電影雜誌》的記者訪問周璿：“很想知道你對過去所演的影片，覺得哪一部最滿意？”周璿謙虛地回答：“我都覺得不滿意，不過……《馬路天使》最值得我懷念，因為許多朋友都喜歡它。”
趙丹眼中的璿子：
記得第一天她到咱們攝影組來的時候，穿的是一件淡藍色的“陰丹士林布”旗袍、平底帶襻的黑皮鞋、剪得短短的頭發。既不像女學生，更沒有演員和明星的風度、氣味。而當導演引著她向我們作介紹時，她低著頭，不敢用眼睛正視咱們這幾個所謂“大明星”的臉，隻向各位深深地一鞠躬。當然，我們誰也不會請示她，而是深深地喜歡上這個極其不起眼的天真無邪的小丫頭。
當編導袁牧之講劇情和闡述導演構思時，她——周璿，總是縮在角落裏，瞪著一雙大眼睛，眨巴眨巴地，就像個五六歲的小女孩一樣，貪婪地聽著大人在講故事。她是那樣地感到新奇，那樣地全神貫注……一會兒笑了（並且笑出聲來），一會兒又縮起脖子給嚇住了……一會兒眼淚湧現在眼眶裏。逢這樣的時候，我總是偷偷地瞄她一眼（特別欣賞她的反應）。有時偶然她覺得我在注意著她，於是她立即有意識地收斂起剛才的表情，眨眨眼，裝出一副大人應有的嚴肅表情；可是不一會兒，她又被故事情節所吸引，忘卻了世俗社會的一套成年人的矜持；又立即還原於她的孩童的率真和本色，而沉醉，而又入迷了……
有誰想得到，就是這樣一個和小孩子打玻璃彈子，無憂無慮的“小丫頭”周璿，在《馬路天使》的影片中，如此深刻地體味到角色的心靈和性格的核心，並且如此準確地掌握了鏡頭的分寸感，成功地塑造了一個豐滿而具有魅力的典型“歌女”的藝術形象呢！
盡管那時她才十五六歲。我也是逐漸才明了她的身世——她是孤兒。自己的生身父母出於饑寒交迫把她賣給了人家，爾後幾經折磨又賣到歌舞班，當了歌女，流浪江湖，小小年紀嚐盡了人生的辛酸。在我聽說這個玩玻璃彈子的16歲小丫頭，當時竟已是一個歌舞班班主的占有物，我愕然久久。花花世界的犧牲品——這種殘酷的現實社會生活和她未成熟的年齡的率真、善良的天性相悖，劇烈地搏鬥著。於是過早地導致了她對生活本質的體驗，促成了她在藝術上早熟的直感。
可惜的是：拍完這部戲，我們與周璿就此分手了。抗日戰爭爆發後，“八一三”炮響，我們離開了上海到內地去做抗敵救亡宣傳工作。那時候我們還都太年輕，還不會做人的思想工作（包括袁牧之在內），誰也沒去和周璿主動聯係過、動員過，而把她一個人留在了孤島——上海灘了。
我再見周璿，那已是八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我重新回上海的時候了。先是由作曲家陳歌辛（已亡故多年了）帶口信給我，說：“周璿很想見見你。”我回想起周璿蹲在布景片後玩玻璃彈子的神情，笑了。但我們重又相見是在霞飛路一家跳舞廳裏。那晚，她穿的是一身常常的黑色綢紗旗袍（大概是時髦的晚禮服吧）。也裝飾了些項鏈、別針和鑽石的戒指，披著長長的卷發。她和當年的周璿大不一樣了，臉上的氣色也顯得黝黑，過分地抹了些化妝油彩，雖然掩蓋了眼角的魚尾紋，但卻掩蓋不住她那疲憊和憂傷的氣質。我們兩人都努力地尋找些恰當的話語，但都又十分艱難。我已記不清楚到底如何開始又如何結束那次會麵，隻清晰地記得她無限感慨地說過一句話，是在我問起她這些年拍了些什麼樣的片子的時候，她說：“不要提了。沒有一部是我喜歡的戲……我這一生中隻有一部《馬路天使》……
以上引用自趙丹對周璿的評價，那時候“小妹妹”已經去世了，37歲。在她去世前三個月的一段紀錄片，璿子完成了她生命中最後一次演出。
從趙丹說到16歲的小丫頭已是歌舞班班主的占有物這段話，能看出他對當時周璿身旁的這個男人是很不滿的。
她住院後，很多影迷歌迷都非常關心她，想知道她的近況，一些電影雜誌上還會刊登她最新的照片和去《海魂》劇組探班，紀錄片中她的“小陳”就在他身旁，穿戴整齊的璿子很緊張，眼神躲避著鏡頭，坐在她身旁的是趙丹，然後是上官雲珠等。每個人的表情都很意味不同，上官雲珠極力在微笑，製造出一種祥和、輕鬆的氣氛，趙丹嘴裏嚼著糖，他躺在沙發上，仰著頭看周璿，他似乎是在回避鏡頭，當她唱到“郎呀穿在一起不離分”時，趙丹伸出了手，周璿握著當年“吹鼓手小陳”的手，鏡頭拉遠了，再不能分辨他們之間的表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