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之針法，灸法的起源或許更早，在人類發明和應用火之後，發現火能消除某些病痛，或者在用火過程中，有時體表遭到灼傷，卻反而減輕了某些病痛，這就形成了原始的熱熨法。最初用於施灸的材料很多，有植物莖葉、木炭、竹筷、艾硫黃、雄黃、燈草等。但經過長期的醫療實踐後，古人認識到艾條最為理想，它的火力較為緩和、均勻，所產生的溫熱感能直透肌肉深層組織，因而應用最為普遍。到後來，在艾灸的基礎上，又有隔鹽、薑、蒜、附子、豆豉等藥物灸，以及簡灸、天灸、麝艾灸、太乙神針等多種灸法。 針灸療法的發明和完善，為經絡學說的形成創造了條件。古人在針灸實踐中，發現在某一部位針刺或施灸，局部會產生酸、麻、重、脹的感覺(中醫稱為“得氣”，也即今日所稱的針刺感應)，而且這種感覺還能沿著一定線路傳導。久而久之，又發現有些部位在受到刺激時，也能出現相同或類似的感應。於是把相關的部位聯係起來，由“總”連成“線”，產生了“脈”的概念。同時，古人在氣功鍛煉中，有時可以體會到“氣”在一定線路上流動的感覺。古代的解剖技術又為人們提供了人體的解剖生理知識。通過諸多方麵的綜合觀察、分析，古代醫家終於發現了“內屬於髒腑，外絡於支節”，“行血氣而營陰陽”的人體經絡係統，從而為針灸療法提供了理論基礎，形成了我國所特有的一門科學——針灸學。
千百年來，我國的針灸醫療技術以其操作簡便、適用症廣、奏效迅速、經濟安全的特點不僅深受國人的喜愛，而且也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6世紀初，中國針灸技術先後傳入日本、朝鮮，16世紀開始傳入歐洲各國。本世紀50年代，由於針刺麻醉的發明，在世界範圍內再次掀起“針灸熱”，前蘇聯、美國及東歐國家紛紛派人來華學習針灸。1979年12月，世界衛生組織正式作出決定，將針灸療法用於治療周期性偏頭痛、便秘、感冒、白內障等43種疾病。1987年11月，全球55個針灸學會(其中有5個國際性針灸學會)，在北京成立“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這一切都顯示出，我國獨特的針灸學正通過為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務而成為各國人民的共同科學財富。
【古人煉丹】
我國煉丹的曆史很早。在2300多年前的戰國時期，就有了所謂方士(或稱術士)為滿足統治階級求長壽、求多金的願望，搞起煉丹的方術，企圖煉出長生不老的“仙藥”，煉成人造的金銀。司馬遷的《史記》裏，就提到戰國時期燕國方士的姓名和事跡。 秦始皇為了長生，多次派人到處尋求不死之藥。漢武帝更是大規模地尋仙求藥。因此，煉丹術在秦漢時期有了發展。 東漢末年，新興的宗教——道教產生了。初期道教是用符咒消災、藥物治痛和誦經納福來進行活動的。這就使道教和煉丹術發生了聯係，使煉丹術有了更廣泛的社會基礎。晉朝，煉丹術基本上被道教所壟斷，煉丹的方士也就被道士所取代。 煉丹術士(道士)故弄玄虛，或在人煙稀少的深山中，或在外人不得進入的密室裏，擺設一些爐、鼎、罐、篩(籮)、坩堝、蒸餾器、研磨器等，並造成一種煙霧繚繞、寂寞神秘、玄妙莫測的環境。他們用汞、硫黃、鉛、砒霜、硝石、雲母等以及一些植物性的藥材，煉製紅色的丹丸，稱為靈丹妙藥。1965年在南京象山東晉王氏墓中，出土了200多粒丹丸，大小如綠豆，據化驗主要成分是硫化汞(含硫13%，含汞609%)。1970年，西安南郊出土的唐代窖藏文物中，發現了煉丹用的金銀鍋、金銀鐺、銀石榴罐(簡單的蒸餾器)等多件，煉丹原料丹砂7500多克，白石英、紫石英2600多克。為我們了解當時的煉丹情況，提供了寶貴的實物。
煉出的丹丸被宣傳得神乎其神，這在古代文學作品中也有反映。實際上，由於丹丸中有大量的汞、鉛等有毒物質，吃了以後非但不能長生不老或成仙，反而會中毒更快地死去。唐朝的太宗、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皇帝，均因服了丹藥中毒而死。追求長生不老之藥，而適得其反，是曆史對這些想入非非的封建帝王辛辣的諷刺。至於幻想用普通的金屬煉成黃金、白銀，也是辦不到的。但是，有些術士卻從中摸索到一些冶金原理，冶煉出含鋅的貌似黃金的黃銅，及含鎳的類似白銀的白銅，在當時人們不掌握什麼檢驗手段，又在迷信色彩籠罩之下，這種偽金假銀也著實騙了不少人。
在古代，煉丹術也曾引起不少進步的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的懷疑和反對。西漢時期，就有“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的詩句。宋代文學家歐陽修，批評煉丹術“惑世以害生”。明代大醫藥學家李時珍，認為長久吃水銀可以成仙的說法是“妄說”。 煉丹求長生是唯心的。但是煉製丹丸要有一定的物質條件。勞動人民在生產鬥爭和科學實踐中的技術成就，必然對煉丹家有所影響。這就造成煉丹家們在長期煉丹活動中，認識了很多物質的特性，積累了不少藥物、冶金、化學等方麵的知識，無論在實驗操作技術的發明方麵或是無機藥物的應用方麵都替醫藥科學的化學實驗，做了一些開路的工作。火藥的發明，就是來自人們長期的煉丹的實踐。煉丹術確是近代化學的先驅。 煉丹家們通過實踐，觀察到許多物質的化學反應，在一些煉丹的著作中，對於氧化、還原、金屬置換、酸堿相互作用等都有很多的記載。例如葛洪成功地總結了“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這是人類第一次通過化學手段，得到了與天然產物完全相同的物質，真是一項偉大的創造。 我國煉丹家對醫藥方麵的貢獻也是十分傑出的。煉製的一些無機藥品及對這些藥品性能的認識，都走在世界前列，如用水銀、豬油合劑配製軟膏，比歐洲要早800多年。用水銀製劑作利尿藥，比歐洲早1200多年。唐代已懂得用水銀、錫和銀製牙齒填充劑，歐洲人采用這一方法則是1000年以後的事了。 我國煉丹術在唐代傳到阿拉伯，12世紀傳至歐洲，對近代化學的產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神奇的古代外科術】
中國古代的外科手術，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據《史記》記載，上古時代的俞附就曾進行過腹腔大手術。後來的《列子?湯問》一書也有扁鵲進行外科手術的記述，說扁鵲用“毒酒”使魯公扈、趙齊嬰兩人麻醉，給他們做了心髒互換手術，然後又用神藥催醒。盡管這些傳說過於神奇，但至少可以說明，2000多年前的我國醫學，已有過施行器官移植的大膽設想，並初步嚐試做過一些麻醉手術。 公元2世紀，我國偉大的醫學家華佗，創製“麻沸散”開始實施麻醉手術。據《後漢書?華佗傳》說，如果遇到發於胸腹裏，針灸藥物難以醫治的病，華佗就采用手術治療。他先給病人用酒調服麻沸散，待病人如同醉酒失去知覺時，就運用手術切除腹腔腫塊和腸胃內病變。這是世界醫學史上的一個驚人之舉，因為西方醫學在19世紀才開始作麻醉手術。遺憾的是，“麻沸散”由於華佗遭曹操殺害而失傳。但是，運用麻醉藥進行外科手術的做法，從此流行起來。如公元4世紀的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的醫生所進行的兔唇修補術，隋代巢元方和元代危亦林所做的斷腸吻合術，明代王肯堂和陳實功等進行的落耳再植、斷喉吻合術和截肢術等，是至今仍令國內外醫家折服的麻醉手術的典範。
我國古代的鼻息肉摘除術，在當時世界上亦是無與倫比的。除實功在他的《外科正宗》一書中說：選用兩根細鋼筋，筋頭各鑽一小孔，以絲線穿孔中，使兩筋相連相距五分許，手術前先往鼻孔內滴入麻藥，然後把兩筋頭直伸到息肉根部絞緊，向下一拔，息肉就可摘除。這種方法與現代醫學界息肉摘除方法十分相似，但我國古代這一方法的采用比西方早200多年時間。 痔瘡截除術也是我國古代外科中的一項重要成就。1973年湖南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先秦醫著《五十二病方》就提到痔瘡的手術治療。它把痔瘡分成“牝痔”、“牡痔”、“血痔”等類型，提出治療時可以用小繩子把痔瘡結紮起來，然後用小刀把它割掉。治療痔瘡的掛線療法和枯痔療法，也是我國傳統醫學特有的治療方法。陳實功的《外科正宗》記載說：掛線法主要是用一條或兩條芫花煮過的細絲線，套在痔瘡的根部，結成活扣，逐日把活扣拉緊，直到患部變紫變黑壞死為止，輕者7日，重者15日，痔瘡就從根部自然枯落。枯痔法是用“枯痔散”(其主要成分是砒霜)，每天在痔瘡處塗2—3次，大約7天後，痔瘡漸變枯黑、幹硬，就不需再繼續塗藥，等它自然枯死脫落。這種方法由於不必開刀，無痛苦，簡便易行，經改良後，現仍在使用。 我國還是較早認識和用外科手術治療腫瘤的國家。2000多年前的《黃帝內經》裏就有瘤的記載，書中提到的“腸覃”、“石瘕”、“積聚”，其實都是指腫瘤，而且對腫瘤的病因、症狀和治療，也有較為詳實的記述。宋代的《衛濟寶書》最早提出“癌”的病名。稍後的《仁齋直指附遺方論》則對“癌”的特征作了簡明概括，指出癌是“上高下深，岩穴之狀，顆顆累垂……毒根深藏，穿孔透裏”。到了明代，人們對各種癌症的認識進一步加深，而且治病方法也更加豐富。如竇漢卿曾用金屬烙鐵烙唇癌，陳實功曾用火針、枯瘤法治療腫瘤等，他們對腫瘤的手術療法都作了大膽的嚐試。此外，我國古代在外科中還有許多獨創性的發明，如用蔥管作為導尿管進行導尿，用燒熱的金屬烙灼止血、用磁石來吸取折斷在人體內的鐵針等等。這雖是些細小的發明，卻從一個側麵反映出我國古代外科技術的高超水平。
【古代人體解剖】
《隋唐嘉話》記載，唐太宗李世民一次翻閱醫方，見“人五髒之係鹹附於背”，乃下令以後在笞刑中隻許臀部受刑，不得擊背。太宗所見之圖名叫“明堂圖”，即唐代醫官所用的人體解圖。 其實，我國人體解剖淵源十分久遠，起碼可以上溯至西漢末年。據《漢書?外戚傳》記載，天鳳三年(公元16年)王莽捕得政敵王孫慶，“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髒，以竹筵導其脈，知所始終，雲可以治病”。這次解剖手段極其殘酷，但目的性十分明確。參加者有太醫(皇室禦醫)、尚方官員(朝廷技術人員)、巧屠(熟練的屠夫)；研究項目是內髒的大小和相對位置，以及血管的分布和循環規律。這種血淋淋的活體解剖固然可以取得“治病”的科學根據，但從人道角度上則永遠要受到譴責。 另一則外科手術的記載，卻是在科學和人道上都取得成功的範例。據《唐書?忠義傳》記載，武則天執政時，懷疑太子李旦謀反，令來俊臣用酷刑拷掠太子家臣，逼令誣攀。太常工人金安藏闖入刑堂，執理申辯，拔出佩刀當堂剖腹，大呼：“請剖心以明皇嗣(太子)不反!”刀過胸臆，五髒迸出，血流被地，氣絕而仆。武則天聞訊，“令輿入宮內，遣醫人納卻五髒，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傅之藥，經宿，金藏始蘇”。當時的“醫人”對這位開腸破肚的自裁者不是束手無策，而是采用了內髒複位和縫合、傅(敷)藥三種有效的治療方法，挽救了這位忠義之士的垂危生命。文中所記“以桑白皮(是桑枝的韌皮)為線”頗堪注意。遺憾的是關於外敷藥物和手術器材未予記載，使我們無法看到完整的臨床資料。 在我國封建社會，醫學被列入卜筮星象之流，不被重視。即如孫思邈、張仲景等“神醫”，在“正史”裏也隻能列入“方伎傳”中，篇幅有限，語焉不詳。
【古代檢驗屍體傷痕法】
我國古代司法人員，在長期的法醫實踐中，形成一整套獨特的檢驗屍體傷痕方法。 檢驗前，先準備些糟醋、蔥、川椒、食鹽、白梅等。因為人的皮膚有紅、黑二色，死後會泛出青色。假如驗屍時看不出傷痕，可在認為可疑的部位用水把皮膚灑濕，然後將蔥白打碎、攤開，塗在可能有傷痕的地方，再用紙蘸醋蓋上，約1個時辰除去，用水洗淨，傷痕則顯現。如果屍體上有幾塊青黑的地方，可用水慢慢滴注。假如是傷痕，皮肉就較堅硬，水滴便停滯不流，假如不是傷痕，皮肉上較鬆軟，水滴就會流掉。 檢驗屍傷和骨傷，如果在受傷的地方看不見傷損的痕跡，可以用糟醋洗敷屍體，把屍體抬到露天地方，用新油過的綢子或明亮的雨傘，張蓋在需要驗看的部位，迎著陽光，隔著綢或傘觀看，就能看見傷痕。如果是陰雨天，用炭火隔著照，效果一樣。這樣做後，如果傷痕還看不見，把白梅搗爛，攤在需驗看的地方，然後用糟醋洗敷，再隔著綢或傘照看。若仍看不見，就剝下白梅的肉，加進適量的蔥、川椒、食鹽等，合在一起研爛，做成餅子，放在火上烤得炙熱，再用一張紙貼在需要驗看的地方，把熟白梅餅放在上麵熨烙，傷痕就會顯現出來。這與現代法醫學上用紫外線光照射檢驗傷痕的道理一樣。
【古代的婦產科學】
古代最早有關婦產科方麵的知識，是有關“種子”、“避孕”的記載，散見於現存的《山海經》、《詩經》中。西漢經學家劉向的《列女傳》中，有一些關於“胎教”的內容，均很粗略。在《黃帝內經》中，已有關於婦產科理論的萌芽，它對女子生長、發育、成熟、衰老的過程作了高度的概括：女子7歲時腎氣始盛，開始生長發育；二七時“天癸”至，故有月經來潮，並能孕育生子；至七七時“天癸”開始衰竭，月經絕而不能生育。同時，對女子月經不調作了病理分析，認為是“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育”，並提出“四烏魚則骨一茹丸”作為治療女子經閉經枯之方。 戰國至秦漢時期，出現過一大批優秀的醫學家，如扁鵲、華佗、淳於意等。雖然沒有婦產專科著作流傳下來，卻有許多有關婦產科的醫案見諸史籍。最令人歎服的是華佗運用望、問、聞、切四診合診，正確判斷“死胎”並調服中藥打下死胎的有關記載，這是我國婦產科學史上光輝的一頁。東漢末年醫聖張仲景的《金匱要略》中有三篇文字專論婦人病，比較詳盡地論述了女子妊娠、產後及一些雜病的脈證和療法，是婦產科學的經典之作，為以後婦產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從南北朝到隋唐時期，醫藥學得到較為全麵的發展，許多著名醫家及醫著中，都有關於婦人的專篇論述。如王叔和的《脈經》第九卷，就專為婦人病而設。他是首次論述婦科“崩”症的醫生，並提出了“居經”、“避年”是一種異常的生理性月經的觀點。南齊的《諸氏遺產》倡導晚婚晚育及節欲的風氣。北齊徐之才則論述了女子圍產期的衛生及嬰孩逐月發展的生理變化。隋朝《諸病源候論》中有關婦科病的記載達8卷之多。孫思邈則更重視婦科，在他的《千金方》中將婦人方3卷立於卷首，並竭力主張設立婦產專科。在這基礎上，至唐宣宗大中年間(847—859)誕生了第一部婦產科專著，即咎殷撰寫的《經效產寶》。全書共3卷40論，對妊娠、難產、產後等的常見病的診治均作了詳盡的論述，共載方376個。 宋代由於婦產科獨立一科，故發展極為迅速、專著亦有不少，如楊子建的《十產論》等。但較具有代表性、被中醫婦科學界奉為經典之作的，當推陳自明的《婦人大全良方》。《婦人大全良方》全書共24卷，分8門：前3門為一般婦科，論述了月經病、常見雜病、不孕症等；後5門是產科，專門論述胎兒形成、發育、孕檢、分娩、產後護理及產前產後疾病的治療、用藥禁忌等。陳自明認為凡治療婦女疾病，必須先調月經，月經不調會由此產生許多疾病。他具體提出了月經病的治療原則，並已認識到月經後的一周裏是女子受胎期(相當於排卵期前後)。至於是否懷孕，他提出除了切脈驗胎外，還有藥物驗胎法，即用生川芎研成細末濃煎，空腹時以艾葉湯為引，服下二錢，若覺腹內微動就是懷了孕。書中對婦科病的許多治療方法至今依然很有價值，如甘麥大棗湯治療婦女髒躁症，補中益氣湯治療子宮脫垂等等。他倡導的用滋補藥治療女子結核引起的閉經的方法，對後世影響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