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彩雲 譯
威廉·赫德·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1871-1965）是世界著名的教育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授，杜威實用主義教育哲學的主要闡釋者，其首創的設計教學法曾在許多國家流行。
克伯屈與中國近現代教育的關係十分密切。留學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民國時期教育家蔣夢麟、張伯苓、陶行知、陳鶴琴、淩冰、張彭春、鄭曉滄、莊澤宣、俞慶棠、邰爽秋等人都曾受教其門下。其設計教學法20世紀二三十年代曾在中國中小學廣為流傳、推廣，對當時的教學改革產生重要影響。1927年和1929年，他曾來華考察講學，所作演講被多家重要刊物連載，後被彙編成《克伯屈講演集》公開出版，風行一時。
克伯屈有寫日記的習慣，且保持多年。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圖書館特藏室現存有其47厚冊日記，起於1904年，止於1951年，每年一冊。每冊日記均為16開本，一律黑色硬版封麵封底，格式整齊劃一。每冊末尾附有克氏自己編寫的日記索引（包括人名索引和事件索引），頗便於查找。這可能與克伯屈受過嚴格的社會科學訓練，有史學癖好，並希望有朝一日這些日記能公開麵世有關。這些日記在記錄克氏日常生活、學習、教研工作及其所思所想的同時，也記錄了當年美國教育界的諸多重大教育事件、運動和思潮，以及克氏與國內外教育界許多重要人物的來往情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記載了許多克氏與留學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中國學生們和民國時期中國政界、文教界頭麵人物的交往情況，以及他對亞洲和中國當時社會、文化和教育等重大問題的看法與建議。從某種意義上說，克氏的日記是20世紀上半葉美國教育史和中美教育交流史的縮影，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值得研究美國教育史和中美教育交流史的學者高度重視。
2000年12月至2001年6月，華中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周洪宇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訪問研究期間，逐日閱讀了47冊日記，並在該院圖書館特藏室主任門特博士（Dr. Ment）、師範學院中國教育中心主任、知名美籍華人曾滿超教授（Prof. M. C. Tsang）及其博士生安娜小姐（Miss Anna Hann）、翠西小姐（Miss Tracy Dye）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下，將有關內容打印成冊帶回中國。本文就是經過譯者整理的部分日記。
1917年
3月23日星期五
今天我很高興，因為終於有了一個休息日，可以思考論文中的問題，並係統地予以整理。雖然這樣做有點費勁，但會使論文的目的性更強。
下午看了很多文章，將此前未看的也接著看完了，之後列一表格出來，以便解決所有遺留的問題，同時將要做的事也列入其中。
瑪格麗特（Margret）的老朋友、為人和藹的安妮·羅絲·墨林夫人（Mrs．Annie Rose Moulin）來訪，準備在我們這裏小住幾日。
晚上，思考問題特別是考慮蔣夢麟的論文。他論文的原創性工作究竟做了多少，我發現自己難以作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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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星期六
在家輕鬆工作了一會，隨後去銀行和辦公室。與以下幾個人分別交談：與斯特瑞格·伯魯姆（Strager Bornum）小姐談她的西部橘園實驗學校；與瑞貝格（Reibeig）談幫助赫爾伯特先生（Mr. Hulbert）；與哈特（Hunt）小姐交談，她希望做一個實驗，並決定以此作為衡量自己取得進步的標準之一；與霍華德·愛烏德教授（Prof. Atwood Howard）談劍橋大學。我就我所看到的為他分析了形勢，並告訴他在此情況下製定一個準則是多餘的。他與我爭論了半天，最後不得不承認我對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我承諾我會給霍金 （Hocking） 夫人寫信，對此他深表同意，並請求我將信件的複印件給他一份。在某種程度上來講，學校事務處於危險之中，我不願意惹“火”上身。
下午返回辦公室，徑直走向我的辦公桌。與哈特·湯姆林遜（Hunt Tomlinson）交談。今天下午可以說是一年中最好的天氣，但我還是決定回家繼續工作。南部的天氣的確很柔和，今天恰好是春天來臨的第一天。寫信給霍金夫人和孟祿教授（Prof. Monre），就蔣夢麟論文一事商談，建議將考試日期定為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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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星期五
參加三位博士生的考試：米德（Mead）、福特威爾（Fritwell）和蔣夢麟。米德的論文做得很好，不過統計表做得稍微差些；福特威爾也做得不錯；至於蔣夢麟的論文則有些問題，其論文以中國和西方的教育哲學為基礎，這讓人難以作出判斷。他的教育知識似乎流於表麵，盡管許多人對其論文紛紛搖頭，但最終還是勉強通過了。
參加了在Palisades公園舉辦的野餐會。男孩子大多精神振奮，當然其中也不乏因初試失利而神情沮喪者。晚上處理各種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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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星期四
天氣仍舊熱得讓人感到窒息。昨天晚上比前天晚上稍微好一點，但依舊糟糕透頂。
與教育學244班就研究的差異性展開討論，進展緩慢。但是在這種天氣下進行稱得上是一了不起之事。有幾個人告訴我他們從這堂課中獲益很多。
在辦公室做事。接著與教育學241班在441室討論民主與教育、民主與學校問題，相當好。天氣依舊糟糕。
參加了陶行知的博士學位考試，他準備回中國完成其博士論文的寫作，待完成後再寄回來以獲得認可。應該說他做得還是不錯的。
一場雷雨使天氣稍微有所好轉。
思考教育哲學中的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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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星期四
開始上課，與教育學441班相約在236室，有37人在場。看起來這的確是一個優秀的團體，我想我能與他們愉快地相處。他們中間有一個叫張伯苓，是中國中學教育界極為重要的成員，也是享有國際聲譽的一個人。其他學生中不乏教育領域的人士，甚至還有傳教士。這與喬治亞州許多人給我的印象形成鮮明的對照。整個上午待在辦公室。
下午與教育學243班的學生會麵，有80人。看到有這麼多人，我很高興。但在我講個人的冒險經曆時，很顯然我犯了一個錯誤，結果因此使學生們不能暢所欲言。我真有點擔心最初的討論不能如我所願進行下去。
晚上參加了一個包括男女生在內的童子軍會議，院長對此極為熱心，說5至10年將如何如何。
10月5日星期三
研究德國學校--教師的準備。
花了數小時陪同張伯苓參觀賀拉斯·曼學校，並拜訪邁基（Mckey）、伯克（Burke）和布絲羅小姐（Miss Bulcthlow）等人，他們做得確實很好。張伯苓是一個很聰明的中國人，現在在此學習。
與教育學443班就教師的準備這一專題展開了討論，與教育學241班討論民主學校的創建，進展不錯。不過感覺節奏還是慢了點，我必須做得更好。
霍姆（Hom）和我談論他的工作以及即將在德斯莫妮斯（Des Moines）舉行的會議。
1929年
1月15日星期二
整個下午與教育學330班就“教育是創造還是僅僅隻是適應”一題展開討論。中午與斯蒂芬·杜幹（Stephen P. Duggan）、喬治·康茨（George Counts）、杜威教授（Prof. Dewey）、傑西·紐倫（Jesse P. Newlen）等人就華盛頓一富豪提出的將捐贈華盛頓附近的94英畝土地以使學校發展得更好的建議展開討論。經過討論，我們一致同意將國際瞭望、有關公立教育與華盛頓的組織合並起來，名稱可使用國際性組織一詞，全稱為華盛頓國際中心。中心初創時期可能僅包括一個旅館、一個集會廳和一個秘書。總體思路為：使更多的人對其產生興趣以求得國際聯係的進一步發展，為每次集會提供會議廳，並為那些對國際主義感興趣的參觀者提供旅館或由國際組織讚助在華盛頓為之提供周到的服務，也許為教授設置的大學將逐漸退出曆史舞台或走向滑坡。
在他們的一再要求下，讓安德沃德（Underwood）拍照，隨後去看牙醫，得知情況良好，深感欣慰。匆匆趕回，與肖先生（R.W.Shaw）就其論文交談。參加了中國報的揭幕儀式（由成立於1927年5月的以促進中國教育為宗旨的國內組織創辦），儀式在哲學閱覽室318號房間舉行。我已經準備貸款給報社，並可能請中國學生參加。富蘭克林·王（Franklin Wang）時為中國留學生聯合會主席，他主持了這一儀式。嶺南大學的朱先生就我們的旅行一事做了發言，香港的何小姐剪彩將布撤走，我也講了幾句。羅素院長也應邀出席，當他發表講話時，他很愉悅地談到了我，而且令我驚奇的是，他們將派我再次去中國。會後，如以往一樣拍照。羅素院長後來跟我解釋說，他已經見過董事會成員了，決定讓我帶明年第一個學期的一部分（或一半？）工資前往。卡內基基金會將任命我為赴中國和日本的旅行教授，並由他們負責我其餘工資的發放，對此我深表感激。
晚餐過後，帕爾姆（Palmer）先生及夫人在車站接我回家，我認為事情進展順利。讀了我喜歡的《帕林頓》（Parrington），從而對傑斐遜（Jefferson）反對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有了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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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 星期六
大約6點，我被窗戶發出的嘎嘎聲（可能是突如其來的大風的緣故吧）和隨之而來的似乎是車輪發出的叮當聲驚醒，這時我聽到樓上的腳步聲，好像是有人跑向窗戶。我向窗外望去，但什麼也沒看到。我對瑪格麗特說感覺好像是飛機過後掉下什麼東西。我不知道噪音的來源。7點30分起床，再次望向窗外，看到一個警察，院子裏散落著似乎是毯子或披肩之類的東西。後來丹尼爾（Daniel）小姐來了，她告訴我們，雷曼德（Lemard）醫生昨天顯得煩躁不安（他將動身去英國）。本來有一男護士照顧他，但他6點半將其支走，隨後從窗戶跳下，現在屍體仍停放在那裏。這讓人不由心生一種難以理解的悲哀。我打電話給奧斯特蘭德（Ostrander）小姐，請她無論如何將我的想法告訴院長。瑪格麗特積極協助她完成了這件事。回想起來，昨天雷曼德一直在生氣，向學生發脾氣，是有點反常的跡象。他曾對我說工作上的失敗讓他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羅素院長和其他人都勸說過他，直至在他離去的前一小時還在極力使他恢複平靜。據說他走之前要了5片安定，6點左右還喝了一杯水。當看護者出去時，他便跑進羅伯特（Robert）的房間，徑直撲向窗戶，跳了下去。到這時我才確信我聽到的噪音是他的身體或頭部或其他部位撞擊到我的窗戶，隨後又撞到我臥室外用來保護兒童的鐵欄上的聲音。假如他沒有跳的話，那一定是摔下去的。
我們似乎都變呆了，盡管我努力去工作，但仍無法進行下去，心煩意亂。
下午起來去看海倫（Helen）和特德（Teddy）。萊特（Latter）搖晃著我，一邊搖一邊唱著“六分幣之歌”。除了開始的兩行和節奏外，一切尚好。後來瑪格麗特回來了，將小赫德抱起來，輕輕拍著，看起來她比以前更為堅強一些。赫德的體重差不多恢複到剛出生時的。約翰及其夫人來看我們。特德顯然是左撇子，給人的感覺好像總是處於一種自我保護狀態。這讓我感到有點困惑，我想他肯定是有什麼心事。
張伯苓與我們一起用餐，看到他真讓人高興。他告訴了我們很多事，其中有如他建議，淩冰博士去了馮玉祥那裏，淩冰後來勸說馮玉祥與閻錫山、蔣介石合作。淩冰現在南京協助王正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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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
2月13日星期三
在家清理雜物。與我的第三部門會麵，大部分時間是我在講，但是我想我們能相處融洽。口述。參加了師範學院的行政會議（時間很短）。範·瓦格耐（Van Wagenen）夫人與我們共進午餐。我給他們看了多種外語剪輯片。和麥考密克（McCormic）談論貝寧頓（Bennington）方案。與教育學304班見麵。我認為這個班與我預料的水平一樣高。我們先就要做的事展開討論，最終決定討論身心問題，討論做了進一步的調整。與戴維（David Yui）散步（我試圖說服他參加到我們的調查工作中來）。病中的杜幹（Duggan）博士讓我負責在教工俱樂部舉行的招待戴維博士和張伯苓的午宴。約有12人參加午宴：我們三個、紐約大學（NYU）的布朗主任、特裏沃·阿奈特（Trevor Arnett）、卡內基的裏德（Reed of the Carnegie）、蓋姆瑞爾（Gambrill）、坎德爾（Kandle）、洛克伍得（Lockwood）、弗萊徹·布魯克勞（Fletcher Brocknau）、艾倫（Allan）和林德塞（Lindsay）。我負責主持，並盡力將每件事都控製自如。我個人認為一切良好。許多人對午宴甚感滿意，並對我的表現給予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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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星期二
上午研究身心問題。去了花園市（Garden City），應他們之請在下午3點作了講演。晚上參加了羅素院長為張伯苓設的晚宴。赴宴的大約有16人，張伯苓坐在羅素旁邊，我坐在桌子的另一邊，接著是孟祿教授、比奇洛（Bigelow）。我被要求就南開大學說幾句，然後孟祿講中國，最後張伯苓講話。每個人看來都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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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星期四
今晚討論“現代教育中哥倫比亞大學文理學院之趨勢”，我寫了演講大綱。我對物理學中和生物學中所表現出來的種種趨向很感興趣。不管明智與否，我決定在這方麵寫有關杜威的文章。隨即匆匆將浮現於腦海中的相關聯的東西速記下來。
下午接受采訪。與基督教青年會的洛克伍德（Y. M. C. A. Lockwood）談張伯苓及幫助他的辦法。散步。在哥倫比亞大學文理學院（C. U. Arts and Sciences）講演，開始時感覺不是很好，但後來看到聽眾臉上露出笑容。演講結束時他們鼓掌歡呼，不過我總感覺自己的演講並未被理解。但是瑪格麗特和奧斯特蘭德小姐（Miss Ostrander）都說我講得不錯。我自認為在表述方麵還需要改進。
下午羅素院長告訴我，希爾頓·史密斯（Shelton Smith）堅持要辭職，並聲明他是自願的。對此我表示理解，但也深表遺憾。演講後我盡力去說服史密斯改變他的決定，但是未能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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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 星期三
上課。讀卡夫卡論格式塔（Kfka on Gestalt）的文章，我相當喜歡他的文章，但是認為他並未成一心理學體係。羅素院長為張伯苓準備了午餐，我也在被邀之列。
晚上在心理係開會。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對杜威的大部分觀點予以抨擊，拉格（Rugg）介紹他，我們中的大多數認為芒福德和拉格對杜威的看法顯然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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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星期五
上課。在辦公室待了幾個小時。去市政廳主持午宴，並考慮在10月份為杜威70歲生日準備晚宴。林維列（Linville）神情極為興奮。人們大多熱情激昂甚至提出一些近乎瘋狂的建議。最後我設法全麵地考慮了整件事情，並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委員會中的一些人由我任命，他們分別為：林維列、考士（Coss）、紐林（Newlin）、沃爾特·佩蒂特（Walter Pettit）、羅斯·斯凱德曼（Ross Scheidorman）、艾邁德小姐（Miss Amador）和布魯斯·布利姆（Bruce Blim）。之後開始工作。安排張伯苓與羅肯（Rawkin）見麵。他受到歡迎並得到妥善安置。散步。瑪格麗特和我參加了午宴。福易斯（Hughes）的講演得到大家的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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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星期六
做對錯選擇。安排張伯苓與羅肯小姐見麵，並使其計劃日臻完善。瑪格麗特·泰德（Margret Ted）與我們共進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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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星期日
思考怎樣的野營生活才能使過多關注於傳統的學校有一個富於教育意義的開端。在教育學222班開始測驗。張伯苓來了，他忘記了昨天晚上他的計劃。我幫助他發電報，並寫了幾封信以幫助他實現其理想。寫作。讀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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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星期一
主持樓上第四、第五部門的考試，樓下第三部門的考試也由我主持。因為奧斯特蘭德小姐的工作做得好，所以一切進展順利。許多學生說他們很喜歡。張伯苓來看我。參加國際調查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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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星期四
下午出去前因為做了很多事感到有些累。看到即將與張伯苓一起回去管理南開小學的羅肯小姐，和她談了工作的事。完成學期試卷，讀測驗書。在學校做了一些小事。去銀行儲存銀幣。包裝。與瑪格麗特乘福勞爾（Flower）先生一家的車去師範學院鄉村俱樂部，正如梅西（Macy）先生所說，天氣晴朗，驅車在河邊緩緩而行，實在是一件很愜意的事。福勞爾一家招待了我們，隨後便告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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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星期六
迅速起床，早餐前與奧斯特蘭德小姐談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在俱樂部用早餐，然後馬不停蹄地趕往普拉紮（Plaza），在那裏卡特已經籌備好了會議，並和魯米斯（Loomis）討論即將在東京召開的泛太平洋會議的有關事宜。
出席者如下：傑羅米（Jerome）、格尼（Greene）、卡特（Carter）、肖特威爾、魯米斯、張伯苓、來自東京的費爾普斯（Phelps），英國韋伯斯特（Webster）（這學期在哈佛）、布萊克列（Blakeslee）、杜幹（Duggan）、費希爾（Fisher）。我們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我提議對文化給予更多的注意。部分是因為它是普遍現存的衝突的根源所在，部分是因為在這種形勢下被冒犯的自尊心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我們一起吃了午餐和晚餐，2點到6點半休息，9點結束。休息時間杜幹、布萊克列、張伯苓和我在花園散步、談話。9點半回家睡覺，睡眠質量還不錯。
第93-94貞
9月24日星期二
瑪格麗特因為失眠而精神狀態極差，張伯倫（Chamberlain）和我去城裏，如果可以的話，準備給瑪格麗特帶大蛋糕回來。結果隻見到一些小蛋糕。城裏有許多中國人，可能所占比例極高。旅館服務態度惡劣，我們隻在旅館住了兩天。經過一番交涉，他們給我們安排了另外的房間（這樣心裏感覺平衡些）。下午大約4點我們去了海關，在那裏我們拿到了護照和行李包，隨後接受出境檢查。我始終不知道他們究竟在查找什麼。大約5點半我們在奉天登船，半個小時或1個小時後船開始航行，1700噸的船上隻有61個上等艙位、25個二等艙位。平克（PK.）先生、韋伯斯特夫人和魯米斯夫人因為年齡大的緣故被安排在頭等艙，其他4位婦女睡在一個房間裏的墊子上。出於一番好意，船長將他的私人房間給我們這個代表團中的負責人格尼（Green）使用。當然格尼讓卡特（Carter）與他同去。在我眼裏，博士是我們團體中的英雄。他如此熱心於擔任主人的角色以至於他放棄了與蘇如格（Tsuruga）同住的機會而來到這邊與我們待在一起以確保一切正常。
大約8點我們加餐，是我們喜歡吃的大米飯菜和茶水。除了因頭疼引發的感冒外，我感覺還算不錯。
第187-188頁
9月25日星期三
我們的船約5點半在由歧（Yuki）（韓國）停靠，在那裏待了6個小時或更長。洗澡對我們來說有點困難。早餐很豐富，但服務不是很好，在中校的熱情引領下我們登上潛艇去欣賞城鎮夜景。買了一些東西，四處逛了逛，參觀了一兩個學校，日本人和韓國人在語言和習俗上有差異。學校工作秩序井然，但我對這樣的正規教學未想很多。博伊登（Boyden）先生給我們帶回市場上最大的日本梨。這裏的外國人好奇心很強，我們也好奇而密切地注視著他們。再次看到身著和服，戴著令人好笑的小舊帽及麵部極具表情的韓國人，感覺真有趣。分發賀卡。
我開始認識到好的旅行計劃的重要性，我們的朋友對此深表讚同並樂意幫助我們。但計劃的不確定性使我們無法告訴其他人我們所期望的。
沿著海岸的航行頗好，天氣相當不錯，海麵平靜猶如止水，一幅優美的風景畫。大約下午5點我們到達目的地，這要歸功於納蘇（Nasu）博士。沒有護照，也無正規程序。上岸後我們便走向一座小山上的旅館。在那裏我們吃了晚飯，很不錯。日本人和西方人相聚一堂，有許多美味食品。侍者很熱情，除了因久坐帶來的疲乏以外，一切都好。
在安排好睡覺事宜後我們9點半離開，許多日本人學美國人的樣子睡在車裏。平克先生和我睡在一個房間。房間總體感覺不錯，唯一不足的是燈光太耀眼而且開了整整一個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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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星期四
風景相當美麗，而且滿眼望去都是。路上我們再次討論了泛太平洋會議重組的可能性，以減輕秘書肩上的負擔。（這樣會讓英國人高興）讓納蘇擔任秘書（至少兩年，這樣會擺脫X.D.並使日本人愉悅，知道美國的重要性）。推選戴維（David Y.）為主席（也許會選霍克林），這樣會使中國人感到滿意。將總部移至紐約（以使效率更高）。卡特和納蘇會使工作順利進行。計劃不錯。我們將此計劃告訴格尼，請他和日本人商談，然後使其能最好地運作。
大約8點半，我們到達漢城（Seoul），兩位政府官員（Juzo Imamura--政府特選官員；Yasuma Oda--政府選派的英文秘書）在車站迎接我們，他們有摩托車，將我們帶至事先選好的旅館，在那裏我們住有洗澡間的雙人間，對此我們深感滿意。每天15元。室內采光度很好，飯也便宜，現在我們的感受與在鐵路旅館的一樣。金海倫（Helen Kim）和以前的代表在車站迎接我們，邀請我們第二天在一起吃午飯。但是政府總理也在同一時間邀請我們，我們感到很棘手，後來金小姐不情願地說那就4點喝茶。金吾本（Woo Peung Kim）（以前的學生），時任《南方日報》的主編，就此次會議上韓國的地位征求我的看法。我回答說需要改變一下並建議他們接受。看起來他對我的建議頗為讚同，但是事實上我對所發生的事一無所知。後來的討論表明，韓國辦事者對國際聯盟“代表”提出強烈抗議，而這些代表唯一做的就是掉頭離去。戴維顯然犯了一個錯誤。
我們的房間真的很好，水很熱。這麼長時間我第一次洗頭發，回歸文明的感覺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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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星期五
在向導伊馬穆拉（Imamura）和奧德（Oda）的引領下我們整個上午都在欣賞漢城的風景--坐落於山上的寺廟（是我所見過的最壯觀的場麵），附帶會議室的省府建築（在那裏我們與一位政府官員相遇，談了一會兒），古老的韓國宮殿（觀眾廳），最後參觀了在日本統治10年裏韓國所取得的進步的展覽。所有的這些除了我和瑪格麗特之外，他們都在奧德先生或其他韓國朋友的帶領下參觀過。參觀之後，我們認為街麵上的新式的、現代化的建築根本不值得一提，對於那些古老的宮殿我們沒有發表意見。日本人悲哀地說社會心理糟透了。展覽看來舉辦得很好呢。它籌備得如此完備以致每一個參觀者都被深深地打動了。與我們同行的還有許多村民和學校學生。韓國的愛國者對於政府施加給人民的壓力表示輕蔑並提出控訴，但是我對於這些控訴並不信服。我甚至認為這種宣傳對於人們是一種外在的激發。匆匆開過一段充滿難聞氣味的肮髒的老城區，顯然與那些新砌的寬敞的柏油路形成鮮明的對比。12點半政府官員（也可能是外交部代表）在一個華麗的餐廳設午宴款待我們，很顯然格尼和卡特都受到了應有的尊敬。瑪格麗特和我感覺還不錯。隨後我為錢的事找奧德、張伯倫和揚（Young）商談。我買了一件絲質襯衫（4.8英鎊）和一個領結（2英鎊），還有一兩件小東西。
一回來就發現費希爾（Ernest Fisher）博士已經在等我。看到他很高興。他告訴我他們學校發生了一起罷課事件，阿維森（Avison）博士對於新政府的態度表示難以理解，正如他對處於日本統治下新政府所持的態度不理解一樣。我必須與費希爾博士說再見了，因為我必須趕著參加和金小姐約定的茶會。我答應如果可以的話盡快在5點鍾後趕回來。與赫爾伯特（Hulbert）小姐（曾是我的學生）和現在美國的阿朋紮勒（Appenzellar）小姐見麵。我們的談話不甚理想。納蘇來了，他顯然已經被誤導了。某人認為原因在於金小姐以自我服務為借口而沒有和他在一起。我也對她的意圖不是很清楚。後來（是卡特告訴我的）事情表明在小會上日本人和戴維是怎樣地使韓國人驚恐萬狀地拒絕離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激進的愛國者那溫和的調解在旁人看來並非愛國行為。對於事情的這種發展我深表遺憾。回來後我未找到費希爾一起打包，給國內的老友寫明信片。之後再次找尋發現費希爾一直就在那裏。我們談了一會。然後一起去車站。走進政府官員的接待室，在那裏很多人向費希爾就佩皮斯（Pepys）所說的“最大滿意度”提出問題。7點20分我們前往沈陽，金海倫在最後幾分鍾才到車站，這些我們並不知道。我們坐在可以睡覺的頭等廂車裏，人數剛好座滿。我們很高興，早早睡覺了。
第191-193頁
9月28日星期六
早起去海關接受檢查，檢查其實很馬虎。這次旅行很有趣，沿途景色宜人。滿洲裏看起來很富裕，發展前景應該很好。確定我的旅行計劃：沈陽9月28-30日；大連10月1-2日；天津10月3-5日；北京10月5-12日；南京10月14日；上海10月14-19日。10月19日與林肯（Lincoln）主席一起坐船前往神戶（Kobe）。一位在中國鐵路局工作的名叫福克德（Noburu Fukuda）的日本交通管理員同意參加我們在大連和天津的會議。
我們中午1點到達沈陽，擔任南滿鐵路局局長秘書的Seiji Hishida博士（1906年的哥大哲學博士）匆匆忙忙來接我們，要求見我們代表團中的“領導”，並為我們準備了聚會，這使我想起了1927年4月在東京為我而開的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校友會。和他一起的是塔卡德（Takada），曾是日本國家協會的代表。他們帶我到新大和（Yamato）旅館，我第一次看到納蘇失去理智，行李的問題實在是使人傷腦筋。參加聚會中的一些人去哈爾濱，另一些人去北京，瑪格麗特和我則待在沈陽。行李中的一部分如英國人所說要在雨中接受檢查，大多數人帶的是手提包，可以隨身攜帶。一些人打算去旅館，一些人去北京，地點和方向均已發生變化。許多中國人來接我們。他們說我們最好放棄去日本大和旅館的念頭。
我們住的房間很好，雙人間而且可以洗澡，一天才12.50元。在那裏我和王小姐一起吃飯（她是一個學生，1927年檀香山會議的成員，她的哥哥是王正黼，現任奉天東北礦務局總辦，很有成績）。這裏由於雙重係統的緣故，電話一直不能通。最後韋伯斯特一家告訴我他們的一個傳教士朋友可修理。博士可以開車把我們送到那兒。瑪格麗特看來很累，因此我一個人去了，他們看到我很高興（沈陽西郊，電話號碼為1022）。當我返回家時，發現行李還沒有到，直到下午4點才看到行李。與少帥張學良約好5點在聚會上見麵，但是這已經不可能。我以前的學生、中國沈陽東北大學的王教授（即王卓然--譯者注）來看我。隨後他和王正黼一起陪我去拜訪少帥，可惜的是沒能見到他。
6點南滿的官員為我們在大和準備了豐盛的晚宴。這次我和瑪格麗特被安排在格尼旁邊。我右首是政府的副職，瑪格麗特則坐在主人的右首（格尼在他左首）。招待我們的人很性急，迫切希望日本能在滿洲裏長久地待下去。他發表講話，語氣中顯然對中國人帶有蔑視之意，他要求翻譯者將他那些難以言語的話轉述出來。那個年輕人沒有這樣做。我永遠也忘不了赫時達（Hishida）示意那年輕人不要翻譯時的表情和姿勢。北京來的代表在夜幕來臨前先行告退。我們很早就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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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星期日
期盼有一個寧靜的早晨，但是大約10點李先生（ShuTang Li）來訪，不一會兒王正黼先生與夫人及E. C. Ning（the Frontier Bank的主要監察官）也陸續來到。給張伯苓等人寫信。瑪格麗特與W.夫人在一起。我與W.先生一起去看Chang HuanHsing將軍，他最近才主管中國東部鐵路的聯合財產及行動，但因學生遊行反對該計劃，所以辭職了。他最打動我的地方是他是一個誠實和細心的思考者。我總結他的觀點：中國人在與俄斷交一事上的確是犯了錯誤，這樣做顯然是在丟錢，問題關鍵在於做一些人事上的變動以挽回麵子。他認為他們已經發現了哈爾濱的錯誤宣傳。他對蔣介石既不說讚成也不說反對的話，但對國際控製下的中國的聯合作為最後的保留（日本的福庫達也持相同態度）。總的來說，我發現俄國在沈陽不是敵人，相反是日本人。這裏的每個中國人都對日本在南滿的高壓統治表示了極大憤恨，他們無法不以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
得知少帥邀請瑪格麗特和我去吃午飯，我返回旅館穿了一件短大衣。我們坐王（或他公司）的車前往。等候我們的人有：寧先生（在銀行工作，也是少帥的英文秘書，這些年在倫敦銀行的鍛煉已使他具備英國人的紳士風度）；王卓然先生（我的學生和朋友）；晏陽初（基督教青年會的主任秘書）；蘇先生（Sherman Soo）（商務印書館的經理）；周先生（S．Y．Jowe，東北大學文學院主任）；李先生（Shurang Li，我的學生，東北大學英文係主任）。少帥來遲了，但是麵帶微笑，身穿淺藍色的時髦襯衫，領帶搭配得恰到好處。我們愉快地交談著。他告訴我們他對教育的捐贈，投入好幾百萬用於設置獎學金、增加工資、發放補貼、建大學等等。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那麼他個人收入中的80%用於教育，僅有10％歸自己所有。午餐是中西合璧，侍者將啤酒和白蘭地端上來，但是少帥沒有用。我們被告知他曾吸毒，盡管他吸過鴉片，但是現在他已經通過注射從鴉片的陰影中走出來了，現在還在繼續打針。他說他喜歡運動，比如打乒乓球，但是注意適度。有時偶爾適量地打打高爾夫球。看來他是一個很聰明而且很招人喜歡的人，但是從表麵上看，好像他不是很自信或者說有堅強的性格。他隻能講幾句英文，但是對英文了解不少。他自誇說有中國最好的廚師，這個廚師是原先袁世凱的專廚，能做出100種不同的麵包。看來他是個民主主義者，但是他對蔣介石是反對還是擁護，這就無從得知答案了，因為他隻字不提。他是軍隊領袖，但是他的外表看起來遠遠不是那樣。他敬重張伯苓，將其看做是自己的老師，但是他的朋友們說他從張那裏所受的教育頗少。他說他和兒子打高爾夫球時，兒子可以擊敗他。（看起來他隻有30歲左右的樣子）他遺憾地說夫人出門了，不能歡迎我們。我們大約在3點與少帥話別，回到旅館休息。大約7點王夫婦來請我們到他們家吃晚飯，參加的人有：我們4個、蘇先生、周先生、晏陽初、寧先生和王先生。晚飯過後，李先生也來了。晚餐很豐盛，除了麵包和水及為客人們準備的薯條外，其餘均為中國式樣，有20道菜、16個盤子，有些在中國稱不上是菜。菜的種類如此之多以至於我們吃不過來。其中的一些我很喜歡，但是內心深處我對中國飯菜不是很喜歡。
飯後我們就泛太平洋會議中的一些問題作了討論。我越來越感到日本做得很過分以致中國人很少能做到理智地對待他們所宣稱的。首先，他們認為我是日本文件的英文翻譯者，試圖通過我得到君主的信任。一個小測驗使我不由得對他們的忠誠度產生了懷疑，在任何情況下，理智的應用始終是個問題。我開始擔心他們視太平洋協會為一便利俱樂部。在其中他們可以擊敗日本狗。事實上我認為我可以提出這些疑問，但是我不願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們的靈魂深處早已燙如熨鬥。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我們約在10點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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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星期一
早早起床。得知我們不能搭乘10月2號從大連到天津的船，因此我不得不取消去大連的旅行，改訂去天津的船票。但是據說24小時後才能得到確切消息，因此將動身時間推遲至明天。
王卓然先生來接我，我們一起去男子師範學校參觀。總體來說我很滿意。課程是經過精心設計的，但是真正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分學生不像我在由歧的日本學校見到的那樣呆板。教學中除了幼稚園相當正式外，其餘一切都很好。他們正將設計教學法的思想付諸實施，但是我對於他們實施的程序看到的不多。對於其成功他們表現得極為謙虛，看起來他們的確是持一真正的試驗態度。學生活動很多：學生政府、法庭、警察局（比我所想的懲罰要多，但是我對於學生的事先沒有任何設計的真正管理頗為滿意）、銀行儲備所、雜貨店。兩個試圖登上梯子的小男孩被值勤的警察逮捕，當著我們的麵授權一政府律師檢查並宣稱其被剝奪操場權利一天。最讓人難以忘記的是，早晨集合的一幕：所有學生出來集合，一個學生打鈴、喊口令，然後所有的學生都後仰做沉思狀。隨後那個學生喊了句什麼，所有的學生也跟著一起喊。我得到的解釋是這是在讓學生記住5月9日--國恥日，就在這一天日本強迫中國簽訂了21條。在一個展覽室裏，我看到了孩子們自己製作許多外國侵略中國的圖片，地圖顯示了租界等。為解除我的疑惑，他們作了進一步的解釋--這樣的教學是所有包括政府、教師、學生和家長在內的人的願望。在每個房間我都看到掛有孫中山的畫像，我對老師們作了演講，我認為孫中山先生的遺願是中華民國方案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被告知當國旗改變時，東三省也開展類似的活動。我看到的的確確是很守舊、很正式。
隨後去了男子初級中學，在那裏我看到了盛行於中國和日本的正規教學。我作了幾分鍾的演講。在講演中我認為滿洲裏現在有點古希臘同時又夾帶著現代美國的風格，這樣的思考新工作的方式對於年輕人來說提供了許多機會。接著參觀了女子師範學校，在那裏看到了一個較好的幼稚園和一些很正規的演講、或者說是使學生處於聽的狀態。看到許多女孩在吃午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碗和一些薯條，還看到一間寢室，大約三英尺長的床整齊地排在那裏。每個床上掛著一條毛巾、一個容積為2升的盒子，這可以說就是女孩子的全部家當。一個女孩子看來似乎生病了，半躺半靠著她的床。回家，在旅館吃了午飯，在晏陽初那裏領取了75美元。
與李主任（St Li）一起去了大學，在那裏遇見劉副校長和其他人，作關於學校教育的講演。我提到了希臘--美國式的局麵以激發他們能為強調中等教育正規性的滿洲教育取得較好的教育形勢而努力。我沒有特殊的成功感。我懷疑李主任翻譯得是否足夠好，很多話聽起來模棱兩可。坐車遊覽大學。兩年前我來過這裏，兩年中建築物多了一倍，幾乎與那些正在建築的一樣多，少帥的捐贈總計有2000000元之多。每五個主任和副校長中就有一個是從美國留學歸來的。我們的責任真的很重呢。副校長開車將我們帶回原地。隨後又開車送我回家，並幫我將150美元兌換為181．16元。6點與寧先生（在那裏我們寫信給張伯苓告訴他我已到的消息）到一醫院，在那裏我們吃了晚餐。大約20個人在場，其中一半是我們的朋友，教育協會的主席，當地商務局主任也在，謝爾曼（Sherman）很快便擔任主持人一職。我們坐在他的左右邊。與斯圖爾特（Steward）先生和夫人見麵（Y也在），兩年前我們在韓國見過麵。蘇先生在介紹我和泛太平洋會議時言語頗為冗長。我回答時盡力說中國人的好處，既然他們來參加這個會議。我希望我看到的回應令我滿意。早早回了家。我忘了說那頓飯是東西品味之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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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星期二
很悠閑地起床，早餐如同以往一樣。整個上午都在寫東西，一部分時間用來寫日記，另一部分時間則用來寫信給瑪格麗特，但都沒能完成。大約2點去王小姐那裏看皮毛。花130元買了一件鼠皮衣做外套用，我們也看到一些專門為女子做好的鬆鼠皮外套，300-340元。當然化妝需要花錢。去教育協會，與許多來自女子學校的教師和學生交談，我想盡力表達這樣的觀點：從日本借鑒來的教育體製並不完全適合中國。原因如下：（1）日本君主政體取自德國，這不適合中國；（2）一種防止文化發生變化的體係不適合現代滿洲；我特別提出中等教育、普通學校教育應大力鼓勵實驗，注意實驗的推廣是好的，但正如王所說中國人已學會了用是或不是判斷一件事。王盡力解釋我的發言，對此我深感高興。去看了幾百年前製作的《永樂大典》，共有30000卷。原先有6本，現在僅存3本。將其打包，和卡特、比爾·托德（Bill Torter）小姐（昨晚剛從哈爾濱回來）去找戴維，但卻沒有發現他，這就意味著不能去天津。
大約7點半我們與卡特一起乘車赴天津。我們的朋友，一半在王家，有兩三個人來與我們話別。在車站遇到一先前的省長，現已退休，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與另外一些人一起為移民提供服務，我很欽佩他。乘坐頭等車廂繼續我們的旅行，設備與俄國鐵路上的很相似。我很快便睡著了，但是瑪格麗特卻沒有像我一樣，可能有點不適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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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星期三
按時起床觀看山海關城牆，一個年輕服務員對我們態度極為和藹，為我們提供午餐。卡特告訴我們哈爾濱的情形。讀9月16日的《紐約時報》，4點左右到達天津，張伯苓在北京，因此黃先生（Y. S．Huang）（畢業於芝加哥大學教育係）來接我們，並安排我們到旅館，旅館的看門人開車來接我們，黃先生從旁協助，我們被安排在雙人間，帶洗澡間，一天18美元。吃飯，洗澡，喝茶。當天氣轉暖時，我買了一件衣服，理發，買了一些卡片。記日記。午餐相當不錯，因為房間光線不是很好，所以隻讀了一會書，便上床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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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星期四
大約8點起床，讀報紙。羅肯小姐（今年剛獲得哥大哲學博士，現在南開工作）和黃先生過來看我，提議共進午餐，但是我們沒有同意，讓羅肯（Rankin）小姐留下來陪我們。我和她談論她的工作，她說自己感到很不安，許多事情要等張博士從北京回來後再做定奪。
寫信給瑪格麗特B．，給海倫（Helen）妹妹發了一封短信，對其未來提出我的設想。我的希望自然也在其中。散步。買了一些肥皂擬送給北京的朱（Nora Chu）。讀哈羅德·帕萊蒂斯（Harold Parlettis）先生就滿洲的專製事件而寫的短評。我腦海中逐漸形成以下觀點：（1）根據聯合聲明，目前條約規定應考慮再行修改，對日本宣稱的21條作修改無疑是正確的；（2）日本在滿洲自稱為合法的其他權利看來並不是明智之舉；（3）俄國對中國東部鐵路的聲明隻有俄放棄其他地方才會受到保護；（4）在滿洲方麵，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觀點基本不一致；（5）我必須小心謹慎不讓任何一個中國人曲解我的判斷；（6）在會議上提出的問題基本上是敏感話題，中立小組應努力使討論保持高度警覺以在相互理解方麵取得更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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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星期五
很悠閑地起床，寫信給尼西莫特（Nishimoto）告知我將來奈良（Nara），擬從神戶到西都（Saito）。9點40分去南開拜訪主管男子中學的餘先生，張伯苓博士來帶我們看了羅肯小姐的住處，接著參觀小學，在那裏我們討論了一些可能的變化。學生們看起來都很聰明。我們聽他們唱歌，觀看他們表演，對他們製作的花很滿意。羅肯小姐對現狀比較滿意，甚至不想向前再進一步。隨後我們去了大學，參觀了圖書館，鋼製的隔板看來已過時。飼養的金魚很有生氣，種類頗多。看望了淩冰夫人。我們兩個，張伯苓、張彭春、林平小姐、羅肯小姐還有黃先生共進午餐。之後我們談了一會兒，然後我見了幾個職員，主要回答了他們就俄國提出的問題。張彭春又帶我們去參觀中學，在那裏他為我們講解了他的中學組織。後來我遇到一些中學老師，就俄國問題做了回答。總體來說我對張彭春的講解頗為滿意。他們兄弟兩個帶我們返回。花2美元買了100張卡片，洗衣服花去1．9美元。收拾行裝準備明天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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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星期六
6點以前起床準備離開，當我問及費用時，卻被告知南開大學已經付過賬了。正在這時，張伯苓來了，借錢給我（昨天去銀行沒有取到）。我要求自付費用，但是經理拒絕了我。我隻好請張伯苓準許。張伯苓將我們送至車站，並將事情辦妥。張彭春來跟我們話別，我們和兩個中國人共用一室，其中年長者是張的老朋友。雨一直在下，據說這很罕見。旅館的人來接我們，侍者將我們的行李馱至海關，在那裏除衣服之外其餘均順利通過。
我們的房間很暗，買床墊花掉18美元（後來在M．P．K．的引領下我們換了房間）。在旅館裏我們遇到肖特威爾（Shotwells）一家四口，波特（Porter）小姐，波爾（Poeoir）小姐，韋伯斯特（Websters）一家。後來斯威特（Lerining Sweet）再次與她們住一起。我們有點不知所措，但還是留下來了。我們邀他喝茶並一起吃午餐。他們住在一戶中國人家，牆壁用紙裱過，很漂亮。但她星期二準備離開，她帶著四個月大的孩子，她們不想給我們添太多麻煩。我們決定繼續待在旅館，早早上床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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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星期天
我忘記說在這裏錢是個問題。在我看來，一元以下的錢大都很難讓人接受。我們發現坐在泥濘中奔跑的人力車上，感覺讓人不舒服，這樣將人當畜生對待是不合理的。
在瑪格麗特的堅持下，我們換了一個比較好的房間，24元一天，立即動手搬家，想買皮衣，但得等到明天才會有答複。
買賀卡寄給國內的朋友們。
與哈佛的伍德先生、盧斯·波特（Lucius Porter），晏陽初及其夫人許雅麗相遇。萊頓·圖斯特（Leighton Stewart）打電話來邀請我們去燕京大學，但是我告訴他還有其他安排，我們隻能推遲動身的日期。
晚上與斯威特一家去吉（Gee）家吃飯（他鼓勵在中國開展實驗工作）。在場的還有一位與這裏一所學校保持聯係的瑪麗·史密斯（Mary L. Smith）小姐。很美好的一個夜晚。約在11點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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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星期一
買從北京到上海的票。再次看皮衣，皮衣店裏的職員居然知道我的名字，當我寫下我的名字時，他在前麵加了教授兩字，這使我很驚訝。隨後我們去了波頓（Burton）小姐住的北京旅館，花285元給瑪格麗特買了一件皮衣。
其餘的時間在漫無目的中度過，對美國理事會的報告中的教育部分先勾勒出一個較為清晰的輪廓。同時也積極準備星期五晚上的報告。與霍普金森（Hopkinson）小姐談論我們各自的旅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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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星期二
與克拉克（Grover Clark）見麵，並安排明天的早餐。預定了一件大衣。帕尼特（Punnet）小姐等同意將它在19號前寄到上海。晏陽初（馮升胡同20號）先生及夫人打電話來說安排了兩個會議，其中之一在10號晚宴上談論工作，另一個則在 11號午宴時就教育形勢與前景進行討論。
與卡特一家去斯圖特主席家吃午飯，對於他家中的一切我們都很欣賞：家的布局、新地板和建築，午餐，與斯圖特的談話內容等等。他對於中國局勢的看法甚為睿智。他說，將來很不確定，未來的幾個星期不會有迅速變化。人們對現在的政府頗為不滿，主要有三個原因：（1）國家統一的幻想破滅；（2）外部勢力的插手（部分是因為經濟利益的驅動）；（3）南北之間的競爭。在場的一個人說蔣介石正經營其巢穴，這就使他與人民日益疏遠。斯圖特說，普瑞斯（Price）夫人的一個中國朋友--銀行家告訴他，他的銀行已經為蔣介石購買了15000000美元的美國公債，斯圖特說銀行家貝妮特（Bennet）告訴他：他不大相信這件事，因為中國錢幣不太穩定，而且兩個銀行其中之一是中國銀行，對此應略知一二，況且一個銀行家說出這種事是不道德的。這一分析令我頗感興趣，因此當我聽到這個故事時，本能上我便拒絕接受。
馮玉祥將軍身體健康，已經從政府中退出，因為不願讓其部下卷入戰爭。一旦卷入，他的部下便不得不聽命於其他派係。斯圖特認為目前政府有四個可能的對手：（1）閻錫山，已準備退休，不具有侵略性；（2）馮玉祥，已樹敵太多；（3）汪精衛，僅僅依賴左翼的支持，力量不大；（4）唐紹儀，他能取得銀行家的支持。看來他是最強大的一個對手，但眼下沒有人足以統一局麵。斯圖特在孔、孫、蔣介石家族圈中待的時間還不夠長，他說最讓他感動的是他們對待任務的嚴肅性。他們每天早上7點或8點上班，這與時下那些中國其他行政人員形成鮮明的對照。在斯圖特看來，那些人在自私地利用他們的職位。
另一方麵，斯圖特在某種程度上同意the Bickness Red Cross報告，他認為西方慈善事業在教育上做得很不錯，能在最大程度上普及一般教育到農業，而且所采取的方法還頗適合，這可以說是撒播種子必需的一個步驟。
我同意下周六10點半在燕京大學作題為“以現代眼光看待俄國教育”的演講。看望巴伯·盧修斯（Barbour Lucius）教授和波特（Poster）教授。四處走了走，心情不錯，巴伯教授開車送我們回家。
與燕京大學的一英國人福斯特（L. Faucett）交談，此人正以一種默讀和間接的方式教中國孩子學英語。陳衡哲來看瑪格麗特，我們和她一起到她家，隨後與省政府機構的官員一起吃晚飯，機會不錯，雖然大多數官員未來，但是市長在。我就座。斯圖特和他的秘書傅先生也在場。這個年輕人告訴我今年冬天將與梅蘭芳一同前往美國，他時刻使自己對政治事件保持高度警覺，安排與那些他希望見到的重要人物的會麵。傅是蔣介石和張學良之間的調解人，後者在東三省改弦易轍。後來蔣介石試圖讓傅組織一場反對張學良的叛亂，但徒勞。我和傅交談了一會，發現他帶有幻想色彩，正如我所看到的中國許多的年輕人一樣。斯圖特同意將我的大衣帶到京都，這無疑使我的思想包袱得以輕鬆。我們遇到了德齡女士，她是滿族女公爵（傅是滿族公爵的後代）。在外事房裏看了一些古董，一幅兩雞爭鬥的圖案。一個據說是已有4000年的水表，一個相傳有6000年的火盆。陳衡哲一家送我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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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星期三
與中國北部南滿鐵路的局長交談，他希望將我的談話做筆記。為下星期五晚上的演講寫最後一部分的提綱，但是邱椿（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哲學博士）來看我，現在他是北京師範大學的教育係主任，上次見到他時，他還在廣州大學，隻是最近才被調至此位置。他告訴我，政府對教育係少有興趣，除北京師範大學予以保留外，其餘所有大學均被廢除。教師培訓轉移到中學，大學裏的教育係則被取消。倡導科學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開始對教育研究表示不信任，而且這一不信任正在加深，很少有人視教育研究為職業而親近教育。正與他交談之際，朱女士（Nora Hsiung Chu）來訪，她現在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已成功地在西山開辦了一所幼稚園，現在準備再辦一所護理學校，他們提議為我們舉行午宴，但我們所剩時間已不多。繼續寫我的提綱。
與克拉克斯（Grover Clarks）一起去吃午飯，瑪格麗特因為昨天晚上吃得不舒服所以未能前往。看到他們我很高興。他們問我關於俄國的一些事，隨後談了一些其他的事。他們對“刺激”極感興趣，提了很多問題，以至於我在那裏一直待到3點，回家繼續寫我的提綱。
4點時，育英中學的副校長讓我參加一個討論會，到場的人是一些極為虔誠的男子俱樂部工人。我們一起去了我們之前去過的大廳，在場的人約有16人：S.J.Kao， Y boys work， Sui Chih Yao，Truth Hall academy（Presbyterian Mission），梁承恩（育英童子軍團長和教師），Robert C．Fu（教師和布道者），T. Y. Wong（Y boys school），Y．T．Lo（Principal，Truth Hall Academy），Edward E.Dixon jr（美國，北京學會宗教教育的首腦），C．F．Chien（北京協會主任），T．S．Kao（北京協會校長，以前的學生），L.R.Lee（Ichi，北京協會），Chiao Ling Yun（育英Ichi），L.k.Chai（ditto），Ernest F.Shaw。我認為會議進展緩慢，中國人好像不準備提問題。張清玉（1917-1921年是我的學生）時任北京教育委員會委員，他告訴我，他是被市長任命的。接著他任命校長，委派教師，當然他委任中的一些人有可能被罷免。他手下有500名小學教師，200名中學教師，課程大多數由每一個學校製定，瑪格麗特沒有下來吃午餐。我和費爾德（Fileds）一家聚一起。他們告訴我沃特·揚（Walter Young）認為哈利特（Hallet）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報告者，對此我驚奇地說不出話來。他們問了我心理學方麵的問題。布萊克（Blakesly）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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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星期四
試穿大衣襯裏，看來裁縫是個相當蹩腳的家夥。我有點泄氣。然而俄國的女裁縫是我們真正的朋友，瑪格麗特邀她和我們一起去俄國境內旅行並告訴她我們在這裏的情況，邀請她來聽我的講座。乘陳衡哲的車去她家。他們告訴我們房子相當便宜，一個月40元，8個房間帶三個洗澡間，前後院均有，而且還有許多樹，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未定居下來。我們看到了三個孩子：兩個女孩，一個8歲，一個4歲，還有一個1歲的嬰兒。
當我得知泰勒（A. Cecil Taylor）先生沒有遵守諾言歸還我的筆記時，感到非常氣憤。（這意味著我回去後還得在後半夜補記）做完有關俄國教育的談話筆記，正好與邱椿博士一起去北京大學，同行的還有韓先生（J．S．Han，北京大學初級實驗學校的校長和教育學教授）。陳先生（學生教育協會的負責人）。在那裏還遇到了N. Y. Chieng（同一大學教育係心理學教授，以前的學生，後去了芝加哥大學）。張清玉（北京教育委員會委員，也是我的學生），馬宗榮（北京大學的教育學教授），T. N. Tao（我的第二批學生）。用餐之後，我們去了大廳，陳先作一介紹性的發言，然後向大家介紹我，觀眾座無虛席。邱椿博士翻譯，學生們聚精會神地聽講，從其神情可看得出他們對我所講的話基本了解。當我講到俄國教育時，我由衷地感到我需要對中國的教育有所研究，中國迫切需要建立一種完全適合中國的教育體製。邱椿博士在回家的路上告訴我現在人民沒有思考或發言的自由。三年前他寫了一篇批評黨化教育的文章以致受到逮捕的威脅，之後不得不另寫一篇文章來使先前文章口氣有所緩和。胡適近來麵對他的批評失去了理智。6點半我們坐人力車去看晏陽初，途中看到許多燈籠和假日服飾，路很長以致我們開始擔心人力車夫不知道我們要去的地方，最後我們終於到達目的地。猛捶門好多次才得以進去。在場的人除我們四個外，主人和客人包括：金淑英小姐（晏陽初的秘書），劉如珍（北京大學的教育學教授，先前的學生），湯茂如（是劉如珍的丈夫，也是我先前的學生），馮銳（經濟係主任），瞿世英，另一個主管社會教育的人的名字我忘記了。午餐後我們集聚在一個漂亮然而寒冷的房間，房間布置很中國化。晏陽初告訴我他工作計劃的大致內容，然後讓其副手去辦理。湯茂如講話內容過長，著重講了他工作中的文學這一部分及在各個地方這一部分是如何進行的。每一省的教育係如何提供供給物，他們怎樣得到書本等等。他的學生有100多個。隨後瞿世英講了教師訓練。作為一個思想家，他看來相當優秀，很高興看到他思考和他所想到的東西。直至現在我還能回想起他說過的一些話，接著是馮銳，他將日常生活中的經濟資源提供給農民，如一普通的豬如何可能在六個月達到501斤的重量。從波蘭運過來的配種麥子如何在六個月能達到1201斤。不用很昂貴的食物配置就可達到高產量、高質量的效果。這的確很具體、很有說服力。接下來是社會學家李景漢，他必須有專人翻譯，而且逐字逐句的，當然他的很多觀點極具說服力。但是我認為和我聽說過的黑格爾學派一樣是純粹的理論家。11點我們準備回旅館，路途比較遠，因而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討論。我們仍乘坐人力車，路上很安靜。大約在零點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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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星期五
去看瑪格麗特的皮衣，我們都很滿意，而且認為要價也比較合理。應中國教育家之邀，我參加了在歸國學生俱樂部舉辦的午宴。在場者有：陳衡哲（北京大學曆史教授）、湯·劉如珍（北京大學教育係教授，曾是我的學生）、邱椿博士、張易偉（北京大學的物理教師）、湯茂如、許雅麗（晏陽初的夫人）、陶先生（L. K. Tao，社會調查機構）、馮先生（R. Feng，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生計教育部主任）、羅家倫（以前的學生，清華大學的校長）、晏陽初、任鴻雋（陳衡哲的丈夫，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秘書）、瞿世英（大眾教育）、趙元任（主要做調查工作，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任職）以及金淑英小姐。午餐很令人滿意。之後提出問題：（1）新中國將尋求何種文明？（2）最好服務於它的是何種類型的教育？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頗感困難，因而將話題轉至第二個。也許，晏陽初講得最好，羅家倫最差，還有幾個也好不到哪裏。總體來說我感到很失望，我看不到對此問題所產生的濃厚興趣或沒有讓我感到那種認為它很重要的感覺，不過無可否認其中仍然有一些見解。
仍去試穿襯裏，付錢。之後去泰勒（Erma B. Taylor）小姐家喝茶。具體時間沒有通知。等了一會兒泰勒小姐才下來[以前她在師範學院是我的學生，她和奧斯特蘭德小姐、塞思羅（Seth Low）同住在一個房間]。很遺憾我沒有客人的名單。羅格·顧林（Roger Green）先生、夫人及她的母親，還有幾個先前我的學生，表現很令人滿意。我們6點離開，因為我必須離開匆忙去赴斯威特（Sweet）小姐的午宴。瑪格麗特沒有同往，因為吃了昨晚的中式飯菜導致舊病複發。在宴會上我遇到了某夫婦倆，其中之一是我以前的學生，但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了。午宴相當豐盛。然後去了北京大學演講廳，在那裏我給家長們做了關於新紀律問題的演講。我想盡力不舉太多的事例，但顯然這樣做是犯了錯誤。也許有其他別的原因。我感覺自己的努力不盡如人意。但是他們仍專心地聽講，而且在結束之際問了我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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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星期六
瑪格麗特今天早晨氣色好了很多。在去滿洲的途中與張伯苓一起吃了早餐。獨自一人去了燕京大學（陳衡哲女士9點半出發，可能到這裏是10點15分吧）。巴伯來見我。我與一群很有禮貌的人就俄國教育問題談了45分鍾。我認為會議進行得不錯。我盡力勸告，中國應盡快地研究出一種教育以滿足自身的需要。和我們一起的有巴夫人和兩個在語言學校就讀的南部女孩子。張伯苓博士也來和我們一起吃午飯，花去148．18美元，小費15美元。乘2點的火車去南京。在一輛舊藍色快車上我們訂了頭等房間。總體上感覺不錯。遇到一位剛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年輕博士，清華工程係的教授，很討人喜歡。亨利·墨菲（Killan Murphy，從耶魯大學畢業，中國金陵大學和燕京大學的設計者，國民政府選他為南京建設的策劃者），威爾（Well）先生和夫人（是我以前一個學生的父母），伯克萊加利福尼亞（Berkeley Calif）大學的丹妮安（Dennian）夫人（曾是傳教士）。我們和墨菲一起用餐，之後發現帳已經被結清。與張伯苓交談，他在天津與我們告別，我很不願意看到他離去。張彭春及其妻子來火車站，給我們帶了一些特產和一封南開大學的邀請函。墨菲先生給我們看了他為新南京製訂的建設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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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星期天
不尋常的一天。火車行進速度緩慢，看見一輛軍車和許多士兵。從威爾斯處（Wells Oppositions）借來小說看以打發時間。很快就進入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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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星期一
6點起床，7點去了浦口。雨中迎接我們的是淩冰博士（他於1913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和南京政府外交部的官員（代表邰爽秋，金陵大學的校長）。對於要做的事我們有點疑惑，Ing建議，我們不妨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接受了這一建議。他們帶我們吃了午飯，然後上了一輛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摩托車，早餐過後我們被安排在一個雙人房間，房中水在流淌但沒有洗澡間。遇到了幾個美國婦女，凱瑟琳·蘇瑟蘭（Katharine Sutherlanu）小姐（先前的學生），斯皮瑟（Spicer）小姐、米尼·沃瑞（Minnie Vautrin）小姐（以前的學生），Chester小姐，Sharp小姐（吳博士的秘書），Warren小姐，Case小姐，Reeve小姐，Mu-Yu Chen小姐（我的學生，1927-1928年）。大家對這裏的建築很喜歡。不一會兒，朱進（我的學生，初中等教育局局長，教育主任）來了，還有N. C. Chao（以前的學生、教育顧問）、陳裕光（金陵大學的校長）。前兩位來火車站接我，但來得有點遲，他們將我帶至教育部，但部長蔣夢麟（1917年左右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我的學生）不在，後我們去了中央大學（即以前的東南大學），遇到了韋（Wei S. K. ）博士（芝加哥大學教育學博士），時任中央大學教育學院院長，他帶我們四處走了走，我們看了房間和設備，這真是在浪費時間，參觀了培訓學校，在那裏遇到了張士一（中央大學英語教授，先前的學生），學生和教授都出去旅行了，對英語班我談了一點，但不是很有用。隨後去拜訪蔣夢麟博士，我發現其反應雖讓人高興但卻相當保守。我們談了一會，他們用中文交談，好像是準備讓我在哪裏吃午餐，最後他們告訴我我已經被邀請參加由教育學院和中央大學共同舉辦的晚宴。午飯吃得比較晚，2點我們同莎普（Sharp）小姐一道乘教育部的車看了中山陵（近期剛修好），位於城外一山腳。還未完工，但整體看上去還是很完整，入口處很長，有幾百個台階，末梢很陡，陵墓完全是中國寺廟藝術造型，相當漂亮，但這一寺廟可能太小而不足以讓人有充足的休息空間，景色相當宜人；隨後我們去看了明陵，大多數與我們1927年在北京看到的很相似，隻不過相形之下，這裏的顯得更為漂亮。4點前司機將我妥善安置。我以為是在中央大學，但隨後證明是金陵大學。因此我坐了一輛黃包車匆匆趕往。在英文教師張士一的幫助下我先前的學生和其他人一同主持了會議，由於諸種原因，韋博士不在場（我猜測是因為他剛從芝加哥回來，對此興趣不大）。會議雖不很有趣，但還不至於糟糕。乘摩托車回來，同我一起去的還有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女教師，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換衣服，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學生談蘇聯教育，他們聽講的時候很認真，對此我表示讚賞。隨後我和朱進、陳小姐一起吃午飯，雖說是中國菜肴，但以中西合璧的形式出現。蔣夢麟博士主持，我坐在他右邊，我的老朋友（先前的學生）陶行知先生坐我右首，在場的人有：M.Chiang博士，劉先生（T.P.Liu，教育部次長），華（S．H．Hua）博士（同濟大學教授，上海），唐先生（S. H. Tang，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邰爽秋博士，韋博士，Y. L. Yeli（中央大學總務主任），歐先生（Y. H. Ou，上海大中華大學副校長，先前的學生），孟憲承（浙江大學教育係教授），陳（Nei-y Chen）小姐，陶行知（南京曉莊師範學校校長，先前的學生），曹先生（N. C. Chao），俞子夷（浙江鄉村學校校長），朱進，蔣夢麟的講演令人愉悅，不過對於我來說則沒有說服力。我所做的反應：討論形勢以對中國局勢做專門研究，尋求一種合適的學製，我試圖與M. Chiang博士的失敗主義者的政策作鬥爭，他們很注意地聽了，顯然結果令我滿意。韋博士的講話不重要，總體上還可以。朱進和我一道回家。在南京我們見過艾偉博士（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碩士，華盛頓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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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星期二
陶行知博士很早便過來了。稍晚一點外交部的Ing先生也來了，我們驅車前往外交部，在那裏與王正廷相遇。之前我們在上海就已認識。起初他不希望在沒有獲悉中國當前形勢的情況下去那裏，1927年的會議中我充當的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非正式聯絡者，盡管我認識到我的演講不是很流暢。我還是很樂意聽他講（1）C.E.Ry，中俄爭端；（2）中國的治外法權問題；（3）中日滿洲問題。對於第一個問題他認為將傳道總會一事視為主要的事情，似乎不認為問題很嚴重，說他們正在協商。至於第二個問題，他的回答比較積極。半個世紀以來有三種勢力意欲插手此事，但三個條約即1912年（美國），1923年（Grt. B）和1925年（Fr.）中並未解決這一問題。1930年1月1日中國廢除條約以此來解決問題。如果這三種勢力不提前修改條約，對中國1930年的舉動不予重視，中國就認為合乎情理並謀求好感。他承認在1929年10月30日之後會考慮任何可行計劃。但是所有的這些建議必須由另一方提出來，如果中國提出的建議被證明是合乎情理的。法律正在起草之中，到1929年11月才會弄妥。但是如果沒有任何調整，那麼中國會被迫采取行動。盡管他認為中國將不會采取強製步驟來實現和解，他仍不能對中國人所做的一切負責任。通過這番話，我知道：他不喜歡那些反對外國的遊行或抵製行動。就該事而言，他認為整個形勢並非建立在合法程序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喪失特定的生存權基礎上。至於第三個問題，他認為通過21條來實施，從道義上來講是無效的。不過他認識到，隻有通過武力日本人才會屈服，因此中國必須等待。他認為俄中的爭端，日本並不是其中唯一的因素。現在的政府必須慎重對待。
隨後與陶行知去看他在曉莊的教育成果。似乎剛一進莊門，我們就踏上了一條通往學校的路，學校位於一處廟宇內（後來我發現這一現象很普遍），這是一所初級學校。幾個學生正在輔助教學。我看到一張顯示村莊信息的地圖，這是大約70個孩子的傑作。工作相當複雜。師範小學（200名學生），係列鄉村學校（1000名學生），相應的成人組織（農民200人）。如此協調意在改善、豐富人們的生活。師範學校的學生通過接觸實際生活問題而學習，可以說學校處處以節約為本。5人以上，50人以下沒有仆人，陶行知和妻子也沒有。跟他們住在一起的母親也充當助手的角色。陶行知的計劃是盡可能地節省開支以免損害到長遠利益。他花了40元將一處農屋建設成一所幼兒園，並安裝窗戶。150元用作學校設備的購置，學校大多是租來的而非買來的（如果現時努力獲得成功，那麼他們會比那些在職的教師做得更好）。師範學校最多能容納200名學生。他們來自全國各地，一些是被當地政府派遣來的。我看見一個師範學校的女孩子，她很快會結婚，然後和丈夫一道在師範學校工作，一個月可能領30-40元。學生們學習烹調，在各自的村莊裏學習其他照顧自己的方式，學習如何提高鄉村生活狀況。一個4人組的理財者為其他人負責一星期的夥食（大米飯除外），每人有自己的洗臉盆和飯碗、杯子、牙刷，用完之後均用熱水予以清洗。有一P. U. M. C.的畢業生負責將經過培訓的護士組成護理中心，一名留德學生主管一所較大學校，一名留法生負責收音機的接收工作，以便及時告知村民各種情況，做好防備土匪的工作。同時還有一位農業方麵的專家可以指導相關的教學工作，護理中心的工作者定期為學生做檢查，盡量教給他們利於身體健康的習慣和方法。學生不僅僅學習書本知識，而且努力使書本成為附屬物。每個學生都記日記，寫每天發生的事及各自的想法或感受。學校沒有牆報，戲劇是一大特色，學校還開辟有花園，遊戲被視為積極的鼓勵。當我來到主中心時，學生們決定集合列隊歡迎我，委員會的主席年齡如此之小以致當他走上前向我鞠躬表示歡迎時，我感到很驚訝。然而他的管理能力是出色的，他冷靜而莊嚴地致詞，我講了幾句（陶行知翻譯）。我建議他們應與美國的一些相似的學校取得聯係。在中國的鄉村，茶社被認為是邪惡的地方，陶行知在學校的村民的合作下重組了茶社。我參觀了一處僅開張一星期的茶社，合作社以某些特定的目的為由向政府借了錢，其中有一處茶社位於一座美麗的小山上，在長江的拐彎處可看到長江的全景。有趣的是，馮玉祥將軍對陶行知的工作很感興趣，在他和蔣介石關係破裂之前他在中心還有過一處房子，後來贈給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