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土匪的自衛團可以說是這一事業的另一特色。當陶行知開始著手開展工作時，土匪威脅他，對此陶行知回答說來此的每一個人都會受到一杯茶水的禮遇，並對之所做的工作予以解釋。如果他們帶走了這些人中的一個並以贖金來要挾，那麼被擄走的那個人會運用其能力教給他的擄掠者100種事物。然而，當有一次土匪抓走一個小孩，要求付800元的贖金。在要求未滿足時，竟殘忍地將那個小孩殺死。陶行知認識到，必須采取其他策略，為此他組織了自衛團。我看到了一個布滿槍炮的瞭望塔（所購槍支的錢是從修路的資金中抽取的），對麵山上的石頭被用來做防禦工事。
在這些人中，冒險意味著是一大災禍。為與陶行知的茶社保持聯係，陶行知製定了禁止在這一地區任何一座茶社中投機倒把行為的法律。雖然這使那些茶社的所有者感到憤怒，但卻使母親們極為放心。總的來說，我對看到的和聽到的都非常滿意，陶行知的理論相當完美，而且付諸實踐也不錯。有明顯的熱情在內，這些人的工資基本是一個月100元，而在其他地區則可賺到比這多達2倍或4倍的錢，總預算為27000元。盡管政府對師範學校200名學生的補助為40000元。我告訴陶行知，我認為：（1）他的幼兒園需要改善（看起來似乎太正規了）。（2）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改善家庭。（3）晏陽初的農業工作有很多值得注意的事應被介紹到這裏來（如豬、雞、種子）。（4）這一學校足以完成晏陽初的工作。看來一個事業能如此成功，花費不多，隻有中國人才能做到。下午大約4點到了金陵，後來蔣夢麟和陶行知也來了，帶我和瑪格麗特驅車前往這一城市的古老之地，在夫子廟，我們看到了美麗的城牆和遠處的河流。6點半我和學生們談論中國的新教育：（1）每一國家都需要有自己的學製；（2）新中國文化的一些特征；（3）對新體製的一些建議。關於第三點，我對陶行知和晏陽初講了，認為他們是這一工作的先鋒。朱進也應邀來共進午餐。他講蔣夢麟相當保守，對我昨晚所說的話很欣賞。早早開始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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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星期三
早早起床，叫了一黃包車裝載一部分行李，陶行知和朱進乘教育部的車來接我們，車比較高級，是頭等車。陪同者：J. G. McDonald of the F. P. A.，約翰·洛克菲勒三世和德馬斯（Denmas），遇到MCD，南京The Standard Oil Man，他看上去很高興，蔣夢麟來送我們，在路上我們談了很多，他們總是讓人心情愉快。在火車站，愛斯特布魯克（Eestbrook）博士來了，他請我為他們的學生作演講，我答應明天晚上去。
在阿斯特旅館（Astor House）我們住的是帶洗浴間的雙人間，遇到了卡特·韋伯斯特（Carters Websters），威爾斯（Welles）和Unwins，自從在沈陽分別以來；我們總是時不時地相遇，和尼普斯（Nipps）夫人電談，她希望我們和她一起用餐，但是卡特告訴我們，戴維希望我們今晚都在，因而取消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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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星期四
訂購去神戶的票，和瑪格麗特去購物。回到家時發現少了三個小包，當我返回商店時，他們告訴我一定是我離開後消失的，我不相信。我請奧斯特蘭德小姐寄一些杜威關於俄國的書過來給朱進和陶行知，同時再寄給陶行知有關學前年鑒和父母教育的材料。
6點半和布萊恩（Bryan）小姐一道去學院，韋斯特布魯斯（Westbrooks）告知一些中國官員已準備了晚宴，他們詢問我蘇聯教育的一些問題。我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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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星期五
與芝加哥大學的羅伯特E．帕克教授及一些美國職員一起吃早餐。顯然他使我感到很不快。聽說他將要去京都，我感到很遺憾。在Chapel談蘇聯教育，談話進展愉快，參觀了布萊恩小姐的幼兒園和初級學校，一座美麗的建築，看起來她工作做得不錯。這是我在中國見過的最好的幼兒園，完全為孩子著想。對此我極為讚賞。11點20分到達上海。聽說New博士已被要求和Hsu-Sze-hao一起就我提出的中國形勢問題給予回答。馬上去看望胡先生。談了約半個小時，他說領事館中的一些還是不錯的（比如美國和英國）。在這些法庭中，一個中國人有90%的公平機會。至於臨時法庭，也有公正在。但是經常被一些需要考慮的必要性拖延了。至於形勢，從總體上說，他認為，起初民族政黨的做法很糟糕。後來他就此在某些方麵作了修改，但仍說事情還是很糟糕（除了錢不再像從前那樣具有利己性）。稅收要比以前高得多，言論和出版自由也多受壓製，情況越來越糟糕，任何一項變化都會使事情走向更糟的境況。其他人中沒有一個像他這般沮喪。我幾乎不敢相信他所說的，然而他就如同一中國律師所說的那樣清醒，認為中國不樂意廢止條約。
回到家邀胡適共進午餐，胡很有趣，思想新穎獨特，視野開闊，為人真誠。他或多或少稱得上是杜威教授的追隨者。他認為中國需要一種新思想，一種不將思想和行動分離的思想。而杜威的思想恰恰適合，他表示中國確實需要一種新學製。他對陶行知的工作深表讚賞。認為在中國找到好學校很困難，挑選之後不得不將其兒子送入上海大學的一附屬中學。他對現在的政府感到很消沉，部分原因是因為好人比壞人要承受更多的控製，總的來說其言語很難讓人再有耳目一新之感。
淩冰博士來了，解釋說直至他的妻子寫信告訴他他才知道我要來。他打電話給他的一些朋友讓他們給予我們照顧，當時他在款待政府官員和其他來自菲律賓的人員。先前在天津與比利時訂了租界之約，他已被任命為出使古巴的大使，最有趣的是他講述他在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的斡旋。他將一些真實資料藏於其大衣的夾層中。去了天津，他告訴了張伯苓他的計劃，二人都認識到了危險性。張伯苓認為他應該出去，但可能無法再回來，外出旅行很容易，他將文章寄出去了，帶回來一些用墨水寫的東西。在他到達危險的聯絡點，他讓旅館的看門人幫他買一張去北京的票，看門人說那絕對不可能，於是他拿出一張10元大鈔，看門人便欣然同意。之後他拿到了票，先將行李托運至火車中的小房間，然後扮作一日本人，拄一拐杖，去了火車站的小房間，將票遞給了火車上的男孩。將自己鎖於其中。第二天早晨，他推開窗戶向外看，看見了張作霖手下的一名官員，彼此都認出對方。他告訴那個軍官他來自河南，那位軍官感到很驚奇，說他自己就在那裏，好像沒見過他，隨後軍官邀他共進早餐，之後去北京，淩博士拿著包緊跟著那個軍官。便衣警察攔住他問他是誰，他說與那位軍官一路，馬上險情得以排除。一到北京他便去了一個旅館。次日早晨離開回到天津。同一天，《進步教育》雜誌被尋找士兵搜查，在天津他待在租界中，乘一艘日本船隻去上海，途中一印刷件達到天津，宣稱他已被捕，主編詢問張伯苓，張伯苓說那不是真的。後來一報社工作的男孩告訴淩博士的妻子，情況似乎很危急，一打電話都在等待他來上海的消息，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妻子在從馮處返回的途中有極大的危險。稍微一疏忽就會丟命。他也知道他警告過高讓他趕緊逃跑，但是高從未聽過他的勸告，很高興看到我們的朋友，他看上去老多了，但精神還不錯。他很真誠地說現有政府正為這個國家努力工作著。拍電報慶賀杜威的生日，每字1.15元。我將信息寫好留給了奧斯特蘭德小姐。我也告訴了其他人慶祝會的事。有平克威奇（Pinkevitch）、張彭春、王正廷、在北京的一個人（我忘記是誰了），蔣夢麟、陶行知、胡適和淩博士。他們說他們都拍了電報的。
收拾行裝，付錢62.90元，小費6元，花1元錢叫了一輛福特牌汽車，我們兩個於6點半去了尼普斯（Nipps）家（基督教青年會成員），在那裏我們共進午餐。在場的有：N先生和夫人及他們的兩個可愛的女兒，列寧·斯威特（Lening Sweet）先生。他們三個人剛參加完杭州的基督教青年會議。尼普斯說基督教在中國沒有前景，這很讓我吃驚。午餐過後，我們去了美術院校，在那裏我做了關於紀律和性格的演講，觀眾不多，但都很注意傾聽。我很滿意，然後提出一些問題，看到了羅立森（Rollison）博士，威拉德·賴恩（Wellard Lyon）博士和妻子，雷斯（Lacy）及夫人和其他人匆匆趕往海關，10點半與林肯校長共進午餐。我們找到了一間高級包房，感到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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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星期六
約8點起床，看到朱先生（L. T. Chiu）及夫人，戴維和其他人上船，在船上還見到肖特威爾，威爾斯，安韋斯一家（the Unwins），韋伯斯特，李爾博士（Dr. Lill），阿爾斯伯格一家（the Alsbergs），邁克唐納（J. G. McDonald），洛克菲勒。船隻9點出發，很晚我們才進入海域，邁克唐納，戴維，朱，韋伯斯特交談，看來蔣介石和馮玉祥攤牌的時候到了。戴維認為起初情形對蔣介石不利，但似乎最後的勝利屬於他。最大的困難是派係相爭，我們討論政黨重組會沿好的方向前進的可能性，但前景看來不甚明朗。
陳問我，對於張伯苓出任計劃委員會主席有何看法，我表示讚賞（正如對卡特一樣，我對朱夫人開玩笑說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人），部分因為我認為他會帶給中國尊嚴（戴維將會辭去主席一職，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日本人）；部分因為我相信他會理解小組討論的想法和方式，陳很好問（我擔心這會讓他推遲會議），後來戴維告訴我，墨勒·戴維斯（Merle Davis）給他打來電話，表達了這樣一種願望：希望張伯苓能當選主席。我們討論了這件事，戴維接受了這一意見，決定打電話給張伯苓，讓他盡快在23號抵達奈良，因為這裏急切需要他。我讓戴維放心，因為我確信美國泛太平洋會議顧問代表會對這一選擇堅決抵製，如果戴維采取這些步驟，我將電報信息作了大致勾勒，最後戴維表示，美國可能會建議政府派一位與懷特爵士（Sir Frederich White）相當的人物到中國來，讓我考慮一下此事，我問他肖特威爾如何，他表示同意，但顯然不是很熱心。
和安韋斯談話，發覺她很讓人愉悅，她請我去東京婦女俱樂部做演講，我欣然同意。不過得向費爾普斯約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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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星期天
天氣不錯。海浪發出的隆隆聲影響了我，回到特別艙房睡覺，隆隆聲漸退。與一個人交談，此人直率地說他曾遊曆中國南方，發現那裏變化驚人。幾千年前需要6或8周的航程現在隻需要一天或一天半。
與馬裏特·庫特姆（Maritime Customs）交談，他告訴我，中國麵臨的困難應該被及早認識到。他還說，三個年輕的中國人與他一道被海關派往美國一年研究此問題。
我忘記說我已被告知。中國學生在海外學教育，現在已不可能得到獎學金，無論是來自清華還是政府部門。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正飽受批評：從哪裏來常是一種障礙，這使我很苦惱。我被告知，部分偏見是因為郭秉文來自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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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星期天
早晨，我們航行在內海之中，感覺很涼爽（昨天晚上更涼爽些，尤其當我們航行在綴滿燈光的海岸邊時），我們準備中午在神戶登陸，但2點才上岸，下船很容易，但由於一時疏忽，沒有人來接我們，肖特威爾被Baron Shidehards代表接走了，我們這些人好像被忽略了，直至一個年輕的夏威夷人喬治薩卡瑪基（Sakamaki）（和他哥哥同在Doshestra教英語）與我講話（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學過新聞學），讓阿爾斯伯格出示他的日本鐵路通行證（他很友善，樂於助人），帶領我們通過海關（很麻煩的一件事）。上了火車，然後去東京的宮古（Miyako）旅館。我們一行12人：阿爾斯伯格，奧斯本（Osborne）小姐（菲律賓代表），平克，我，戴維德及夫人，陳先生（L. K. Chen）及夫人，劉先生（L. K. Lieu，上海），滕（Pao Swen Tseng）小姐（湖南長沙I. Fang學院），在東京我們發現約有一半人要停留在宮古（包括所有官員和重要的委員們），很高興住這麼好的旅館。後來我們還擁有一個工作房間，很好，隻是有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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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星期二
不很忙。一些委員去工作，繞城遊覽了一會，尼西莫特，先前的學生，也是我們先前訪問的朋友，打電話來，他希望我能做一些演講，在電台也作一次。很晚，去奈良，搭錯火車，不過在最後一分鍾登上我要坐的那趟火車，9點5分到達。去了奈良旅館，在那裏發現已有人為我安排了房間，很不錯。有水但沒有洗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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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星期三
8點集合吃早餐，在魯米斯（Loomis）帶領下討論計劃，主席的位置仍然空缺，以預備方式仔細審查了事情。和一名英國代表沃克（Walk），湯因比教授（國際事務皇家機構調查官，英國大學國際曆史研究教授），我發現他很聰明，很討人喜歡。後來E.C.卡特當選為委員會主席，這抬高了我的身份，從兼職人員一躍而為全職人員。和尼西莫特一起散步，委員們對工作進行初步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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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星期四
很忙。就計劃中的食品和人口問題向Naru和阿爾伯格谘詢，蘇魯米（Tsurumi）和我一起作了關於機器時代和傳統文化的演講摘要。和全體委員商討，忙得要命。戴維來問我有關觀點，我建議他同格尼（J. D. Green）談談，因為他可能是最好的人選。蘇魯米和我談了一會，我們的計劃委員會成員有：卡特主席，秘書處的魯米斯，澳大利亞的卡特瑞斯（A. H. Charteries）教授（長得很胖），英國的湯因比（Toyubee），加拿大的內爾森（Nelson），中國的陳（L. T. Chen，暫時替代陶行知），蘇魯米（我的老朋友，檀香山計劃的主席），新西蘭的萊姆（G. Lam）（工作勤奮且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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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星期五
整天下雨，委員會艱難的一天。我被大家選舉為討論專家。我幫忙使輪廓成形，以使這些專家更好討論（有表格的指引）。尼西莫特安排我在收音機裏要做的關於世界和平新哲學的演講，我必須在今天寫完以便他能在星期天早晨之前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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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星期六
仍在下雨，預備來年的係計劃。肖特威爾對租界及和約作了分析，湯因比和我提出了一些問題，與尼西莫特一道對我的演講作了修改，與勞恩（Lawn）一起準備工業化的提綱。4點33分離開前往東京。繼續住在宮古旅館，在新房間裏看到瑪格麗特。視角不錯，空間也很大，雖然是旅館中的舊房子，但已經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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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星期天
7點起床，8點20分前往大阪。我和尼西莫特對演講再作修改，我們從10點聊到10點50分，進展順利。匆匆趕回與第一圓桌委員碰麵，討論機器時代與傳統文化，有人問怎樣看待這一題目。我得參加四組圓桌會議，準備滿洲提綱，好多人在場：肖特威爾，餘（Yui），鮑（Bau），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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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星期一
開幕式，致歡迎詞。特別提到尼托比（Nitobe），演講內容很多。下午繼續圍繞滿洲問題展開工作。胡適走了。鮑已設計出一個較好的提綱，後來我從這一工作中撤出來。晚上作公開演講。戴維的表現讓我很失望，他對日本進行了含沙射影地攻擊。每個人似乎隻為他們的觀眾表演，兩年前我幫助戴維消除了對大英帝國的攻擊，這次他沒有給我機會（後來他以道歉的口吻說他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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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星期二
委員會照例在午飯後1點45分開會，Tsurumi在我之後，我們仍采取公開討論的方式，總體上比較成功。末了，有人提議繼續討論工業化這一問題，對此我頗感滿意。
就中國問題和委員們展開討論，我逐漸喜歡上了馬特索卡（Matsuoka），他直率地告訴我，當中國被日本強加給21條時，他是駐華盛頓日本大使館的秘書，日本大使沒有被告知，馬特索卡起初也是通過從北京到華盛頓郵局的電話中得知情況的。當他告訴大使時，大使不相信。堅持認為他的政府不會那樣做。後來消息得到證實，大使感到很慚愧，告訴布萊恩（Bryan）他不參與發表意見，作為日本在凡爾賽的代表，他拒絕為21條潤色，隱入幕後。麵對批評和指責回答說這僅僅意味著將日本進一步拖向泥濘之中，利用戰爭形勢提出這樣要求的政治家簡直愚蠢到讓人難以言說。這可以說是最壞的外交政策之一。馬特索卡極力主張：日本政府部門中長官要求對和約作一定的修改（他告訴我他已提倡過這種做法），但是他所說的並不能影響掌權者。總之，馬特索卡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晚上應艾默特（Emmerto）夫人之約，瑪格麗特和我、澳大利亞的一位代表一起用餐。我坐在加利福尼亞的亞曆山大（Alexander）小姐與紐林·羅威爾（Newlin Rowell）夫人之間，後來當我們聽肖特威爾關於現代化時代的演講時，赫爾塞（Hailsham）坐在我們之間，我和她之間很快熟悉起來。這比我料想的要邁進了一大步。肖特威爾的演講做得非常好，他認為他現在正進入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成為主導，甚至藝術也比先前有所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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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星期三
很忙。7點45分集會。圓桌會議於9點開始。昨天討論建築、態度和藝術，今天討論道德與婚姻，進展不錯。湯因比強調了道德的基礎地位。午餐過後我回絕了特魯米（Tsurumi）的邀請，和委員會成員為明晚的工業化演講列提綱，很辛苦。三個小時的圓桌會議，我們參加了在T.Nomura家舉辦的花園會，這個家庭顯然為著娛樂目的把花園會打扮得和花園一樣漂亮。茶會上，人們畫扇、花。我與王正黼交談，他告訴我，鄰居的母親不反對她的女兒，希望她與他們的孩子進一步交往。
和費爾普斯（G. S. Phelps）先生及他的兒子沃德（Ward）一起用餐，因感覺不舒服，吃得不多。看來我今天實在是太累了，在吃午餐時仍想著委員會的工作以致難以下咽，沒有參加晚上關於工業化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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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星期四
早上醒來感到不舒服，有發燒的跡象。吃了一些調味油，沒有參加委員會會議，不過參加了圓桌會議，討論信仰問題。年輕人認為權威已經過時，大多數人也持相同的觀點。烏薩基（huesaki）教授幫了我們的大忙。尼托比強調了信仰中神秘的成分存在，湯因比則認為信仰分享這一概念是討論的困難所在，貝克斯（Berks）先生問應教給他的孫子什麼東西，約翰·阿裏德（John Arid）先生說應教給他們古老的信仰、舊聖經和所有對每個人很必須的內容。
下午睡覺，晚上坎農·斯特裏特（Canon Streeter）負責回答肖特威爾星期二的演講，湯因比和其他人參加了，在我看來，他們的討論不會觸及實質性的問題。正當我準備出發時，會議暫時中斷。
第三樓記錄者：赫德森（G. F. Hudson）、加倫德·科克（Gerald Coke）、費爾德（Frederick W.Field）。最後一天赫德森生病了，由洛克菲勒三世代替，我與R. T. 在Matsukata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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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星期五
我參加了關於治外法權的圓桌會議，勞德·霍爾斯默（Lord Hailsham）主持。我們一直進展順利，直至來自日本的奧德寶拉（Odibora）先生讀了一篇長長的抵抗書。他的英語很糟糕，討論幾乎未到點子上，不過我們仍同意羅格曼（Rogoma）的固執允許問下一個問題。勞德·霍爾斯默顯然很生氣，來自紐約的塔古斯（Taguchi） 和塔尼科亞瑪（Tanizo Koyama）來看我們，了解關於與總理見麵一事，這樣事情就日益明朗化：一些黑人正在玩火自焚，我真是搞不懂。
湯因比和我出去走了一會，在山上談了很多，這樣感覺好了些。晚上我們一起用餐，後來參加了一個公眾集會，中國的吳用日語作了演講。邁可·丹納德（J.G.McDonald）和湯因比則就國際事務的傾向做了各自的闡釋，相當好。勞德·霍爾斯默看來已壓抑了抵抗情緒，但不能因此就認為他具有領袖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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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星期一
參加R.T.on Concession，羅德（Lord）主持。鮑（Bau）和費舍丁（Fessendin）再次發表講話，在事情進行過程中，朱默特（Zumoto）是個製造麻煩的人，他說話的方式顯然會激怒中國人。福拉斯林（Fraxx Lin Ho）站起來，不過讓我感到高興的是他沒有與朱默特針鋒相對，而是向委員會提出自己的建議，研究計劃的實踐細節。我和其他人約定勾勒國家協會方案。
我們參加了在鬆武（Inabata）豪華府邸舉辦的日本歡迎社團會的茶會，由巴魯斯（Baros）和巴羅尼斯·福吉（Baroness Fujimura）主持。張伯苓也來了。花園很漂亮。白天主要是一些婦女表演或跳舞，很讓人訝異。我們回到家時發現尼西莫特（Nishimoto）和約克（Jobk）早已等候我們多時，他們送給我一個漂亮的烏龜殼寶石來作為對我星期天演講的一種讚賞。當他給我們看時，他囑咐庫默默特（Kumomoto）最好不要將此事告訴其他演講者，因為這是所有禮物中最好的一個。
我們幾個人，肖特威爾，卡特，張伯倫，豪蘭德（Howland）和我接受了中國人邀請，與他們一起討論中國形勢。我強調：考慮到中國主權範圍問題，美國政府將會采取明確立場來對整個問題作出調整；肖特威爾進一步解釋說參議院會使這一事件很快得到解決，然而我知道他的思路不是很清晰。我們會再對此問題予以討論。我覺得要做的是在期望和精神上做到統一，但談到實現的方法我卻不能不說會麵臨許多困難。
在前麵我說過，昨天鮑和費舍丁都作了能引人注意的、調節性的發言，這馬上使會議進入高潮。我不信任費登丁（Feddendin）的任命，但事實證明沒有比這更好的了。費登丁私下告訴我，胡佛（Hoover）勸他回去以便上海市政府能按步驟地根據指示做好每件事。我認為如果他們第一個采取行動，那麼事情會好轉許多。勞德·霍爾斯默的確不適合任圓桌領導，尼西莫特關於婦女從屬地位的保守發言，讓我們大笑不已。對於我們的發笑，他說他比大多數日本人要進步多了，我強調說日本幾十年來一直在尋求一種大的變化。
與湯因比長談，直至晚上一點多。總的來說，我一直盡力限定英、美態度的差異，他對我的這種探求精神表示理解。
我要盡力從以下尋找原因：（1）封建等級製度的餘孽希望仍能保持社會地位；（2）相應的教育體製，在本質上和亞裏士多德當時提出的並無二致；（3）文化圖式方麵，思想與行動的脫離，藝術作為貴族娛樂項目之一。
我發現在美國：（1）人們努力追求民主；（2）變化景象--個體生活中的衝突被迫接受，並視之為生活中普通的、合適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3）能充分利用經濟繁榮，同時確保社會基礎的穩固，前景看好。
而在英國，大不列顛精神已逼近崩潰的邊緣，經濟也漸走向蕭條。
我上麵提及的大多數是表麵的現象。而湯因比的獨到見解使我對上述問題的看法更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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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星期日
在洛德·海爾曼（Lord Hailsman）主持下的關於滿洲問題的圓桌會議開端便不怎麼樣，因為海爾曼的經驗太少，這使他不適合主持這一會議。我們幾乎未取得進展。在某種程度上，我發現自己已遊離出會議之外，我自己也弄不明白原因，感到很遺憾。下午在一個大寺廟附近，會議成員拍了合影，我站在最前麵，這讓我很吃驚。斯圖特和我們一起用餐，我很喜歡他。在我眼裏，他對中國形勢的看法遠比我要好。他能用一種大家的眼光來看問題，同時對許多細節性的問題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認為，中國目前的困難在於蔣介石提倡武力和公眾的聲討之間的矛盾；他很同情公眾這一方，畢竟他們是最有希望的現代化準則的代表人。
晚上我們就滿洲問題展開了討論，勞恩卻用人口運動的討論將此話題岔開，而莫特索卡則用一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在發言稿中，他聲明日本的立場。隨後胡適作了演講。在印象中這可以說是整個會議中最雄辯的一個。盡管比喻的力度不大，有些地方缺少流暢性，但是在攻擊日本的“與中國合作”上是強有力的。很明顯他所說的極大地吸引了那些未站在反對立場上的人。日本人感到自尊心受損了，洛德·海爾曼以以前的管理給了莫特索卡一否定回答。莫特索卡表示抗議，洛德·海爾曼作出回應，答應在明天的圓桌會議上給他一個發言的機會。尼托比在指控胡適方麵完全喪失了理智，戴維不得不將他們隔離開來，我們對此表示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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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星期二
早晨，設計委員會熱切地繼續昨晚的討論，最終我們決定將四個圓桌小組召集到一處，開一次聯合會。胡適再次作了決定性的演講，演講內容極具公正性且容易理解。隨後莫特索卡給20分鍾的問答時間，沒有跟隨任何討論。如果莫特索卡沒有激怒中國人，那麼他的目的及決定也會被提問。我被大家推舉來主持會議。部分是因為（我猜想）組織一必需的討論會是我的能力所在，部分是因為中國人和日本人均將我視為領導討論的合適人選，而且我對雙方的態度均很友好。我深感肩上的責任之重大，查看了所要說的每一細節。我傳話給戴維，希望繼續討論不是被迫的。我告訴莫特索卡，他有20分鍾的發言時間。我對會議所采取的方法作了介紹性的發言：（1）充分考慮到每個細節以及對目前存在的困難保持警覺；（2）盡力更深入地闡明問題；（3）我們所能發現的解決方式。我會盡力不使任何一種反對辯論或意圖的主張來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後來張伯苓告訴我，他有一種“身處唱詩班”感覺。所有一切似乎都從緊張狀態轉入尋求解決方法的問題研究上，而這一尋求解決方法的方法正是我所強調的。胡適做得相當不錯。在他說到“辯論”的地方我作了糾正。莫特索卡做得也不錯，但是他講了40分鍾，除了一些激烈的中國民族黨派外，每個人對會議的過程和結果均表示滿意。費爾普斯按了按我的手以示對我的支持。霍蘭德（Howland）說我做得不錯，我自己也覺得很成功。王正黼夫人感到很困惑，但是我會盡力使其困惑消除。在圓桌會議上，我使洛德·海爾曼同意將仍存在的問題列出來，我們將繼續討論下去。
那天晚上我們邀請了Takayanagi夫人與我們共進晚餐。對其不幸婚姻表示同情，但我們無法與其丈夫取得聯係。我們曾四處找尋，但僅僅從領班口裏得知，吃過飯後他早早就離開了（沒有告訴她片言隻語）。環顧四周，好像沒有空桌子。這時，湯因比和坎農·斯維特（Canon Streeter）讓我們與他們同坐，有點兒尷尬。不過最終我們別無選擇。之前我曾與T.夫人討論過卡通藝術，我們認為裝飾品的構造非構造裝飾品。今天她和我更深入地展開討論，看到其思想中的熱望，我很高興。她也很高興，因為我把她當作一平等個體來對待。她告訴我，我是她所認識的人中講話最慢的一個人，因此她能很容易地把握我所說的每一句話。不過我認為慢和清楚並無很大關係。
我和湯因比為晚上的會議做籌備工作，但當我發現晚上是一個很大的失敗時，我們感到很惱怒。韋伯斯特講了15分鍾（本來隻給予了12分鍾），根本未按原先的路線來辦事，一個協會的藥劑師講了35分鍾（原定15分鍾），沒講出什麼有趣的東西。霍德蘭講了15分鍾（原定12分鍾），他對希臘貸款製作了傾慕性的講述。卡明（Cumming）講了24分（原定12分鍾），演講也很無趣。霍克林（Hawkling Yen）他自己說7分鍾足夠，但卻用了12分，不過演講相當有趣。切斯特·羅威爾（Chester Rowell）講了7分鍾（原定5分鍾）。閉幕時，尼托比用了20分鍾，但沒說出個名堂來。列利頓（Dame Lylleton）的主持真是太差勁了。湯因比說我們必須有一個“殘暴的主席”，沒有人能承擔這一責任。總的來說，一切都讓人感到灰心喪氣，我們的晚會沒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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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星期三
我參加了博伊登（Boydin）在滿洲的圓桌會議，與我被告知的相反，他做得相當不錯。陳（Chen）和莫特索卡在解決方法上取得了真正的進展。王正黼喪失了理智，他說鈴聲不需要，鈴聲隻會增加煩惱。陳先生（L. T. Chen）認為應重建中國威望。
塔基奇（Taguchi）來和我談論關於來自首相的熱切邀請，如果我未被誤解的話，他對於形勢的分析顯然是在撒謊。我很清楚地對他說，我們不會收到邀請函，也不認為首相有責任同意給我們發邀請函，如果他真那樣做的話，我們就視之為一種榮幸而接受它，但我們不應使事情複雜化，否則我將視之為是挽救21條的行為。（後來，格尼給我看了從一位谘詢過首相或其他親近的人或朋友的電話記錄，暗指邀請函事件會擴大，事情越來越複雜化了，但是塔基奇在任何一個觀點上都難以讓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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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星期四
我參加了貝爾克萊（Ballkesly）關於外交聯係的圓桌會議，我不同意他管理圓桌會議，最後我們未能取得較大進展。
晚上，肖特威爾就新外交作了演講，同意斯特萊斯曼（Streseman）和白裏安（Briand）關於公眾力量集合之高漲的看法。他還談到了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他對駐巴黎使館在連續四五封信中所寫的均不信任，每一封信均支持將其餘幾個置之一邊，忽略真正的政策。在結束時，韋伯斯特、馬爾科姆·邁克丹納德（Malcolm MacDonld）和賴特（G. Wright）也作了發言，我認為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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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星期五
設計委員會正研究製度的將來，作為美國顧問我們拜訪了任命委員會，之前我與肖特威爾和卡特碰麵，並得到他們的建議。我們都認為如果傑羅姆·格尼（Jerome Greene）希望的話，那麼他應提出一個詳盡的計劃書，不過肖特威爾傾向於切斯特·羅威爾（Chester Rowell），而我卻傾向於格尼（先前我比其他人更多地迫使格尼參加競選以對抗羅威爾）。我將所有的一切都告訴了委員會，最後同意格尼、亞曆山大為副主席，同時擔任副主席一職的還有馬裏恩（Morrison）夫人和博伊登。我們推遲了財務員的選舉，讓卡特暫時代理。可能我們會說服萊曼特（Lamont）做些事。至於教育方麵的資金管理者，我留給他們去解決，但後來他們一致同意我。我感到很吃驚，一直以來我認為格尼對我不感興趣，現在卡特也如此。我很困惑，有一種失敗的感覺。我很不情願地接受這一任命。我必須換一種角度來分析形勢。
離開幾分鍾去其他圓桌旁，看來費斯登（Fessenden）是對的。國會同意治外法權。隨後舉行會議，格尼宣布了戴維斯（Davis）的就職。接下來做些什麼我們也不知道。格尼、霍蘭德、博伊登和羅威爾（加拿大人）是委員會薦舉的。恐怕協會會移交到新人手中，我不希望這樣。因為我認為卡特對哲學的了解是強有力而有深度的。
晚上我們和費爾普斯一家、信威雷斯（Shiveleys）一家共進晚餐，隨後我們聽了一些關於泛太平洋會議的討論：蘇祖基（Suzuki），沙瑞勃格（Shareenberg），馬爾科姆·邁克丹納德。勞恩主持，不是很好。對於如何成為一有前途的領導人勞恩顯然無從知道。沙瑞勃格持清晰的理由，認為一旦生活水準達到公平，所有移民的被限製情況應予以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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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星期六
最後一天。我們設計委員會開會準備好一切必須物品。從9點到10點半，各個國際小組分別開會以進一步討論協會一事及會議的管理，10點40分到12點我們再次以圓桌會議的方式相聚討論同樣的問題，阿基貝爾德·羅斯（Archibald Rose）做得不錯，我們取得了一些進展。
我從英國代表團那裏花了5美元買了幾個手推車，然後把一些東西打包寄回去。和日本人一起用午餐。午飯不錯，也有一些好的演講（餘和馬爾科姆·邁克丹納德），但是內容太長了。
與張伯苓交談，看來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移民問題破產了。太極端主義了，我認為他們相互攻擊太多了。
晚上看舞蹈。達士薩（Dashisha）教授為我們一一解釋節目。第一個舞蹈--性情乖戾的猴子--很逗人喜愛。第二個天使之舞，其中長袍被人偷的那一幕很精彩。我很高興，但我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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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星期天
下雨天。正當我暗自慶幸有舒適的一天時，卡特打電話過來，戴維德（Draid Yui）希望我們過去吃早餐，匆匆趕過去，開始討論治外法權。如果可能，肖特威爾說：（1）在他說兩國之間的最新局勢前應被通知。（2）他回家途中可能去華盛頓。讓維伯（Wibur）知道，霍爾（Hoover）可能會派人去請他。（看來在過去的六個月裏，肖特威爾和霍爾相處得很親密，肖特威爾現在應其要求對侵略作出界定，而且準備乘載日本代表的船隻去英國倫敦的裁軍會議）我們接著談到了中日兩國的破裂，認為撤銷這一議題，戴維德的注意力會集中些，莫特索卡能繼續關注可能出現的事態，最後我們建議戴維德和莫特索卡保持聯係，隨後討論協會的重組，感覺霍肯（Hawklin Yen）會在年底離開。
後來和戴維德談伯特（Bert）和查堪。我同意胡適和D. K. Liew的看法。在戴維德計劃中我提到時間問題，早晨和下午的一部分時間用來替盧米斯寫設計委員會程序介紹，口述同樣的事。打包，晚餐與格尼的老朋友相遇，他將新聖約翻譯成日文。剪頭發。
瑪格麗特與我及赫爾斯拉（Hailslam）一起喝茶，他告訴我田納西州的一些在倫敦參加美國俱樂部會議的律師，這些律師傾向於國王這邊，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樣能向那些猶疑不決的朋友們發送帖子。
尼西莫特與我們一起用餐並一起去了車站，我們乘一列速度極快的舊火車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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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星期一
7點起床，與因索米斯（Einthoumis）一家用餐。他認為會議是在浪費時間，要求專家講話，其他人傾聽。我盡力表達另一種觀點。看到卡特在與澳大利亞的喬治娜·斯威特（Georgina Sweet）博士交談。她一直是持批評態度的，逐漸認識到會議體現的是一新技巧，感到很失望。我們可能應該讓她更多地參與到計劃委員會中來。他幾乎未做什麼。與勃特談在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和基督教女青年會的調查，告訴波爾（Power）小姐談論會議一事。她很樂意。11點到達（火車有意放慢速度，以便讓工程師們出去，為協會會員騰出空間，也許是為了迎合我們吧）。
我們合影留念，我站在接待委員會主席旁邊。隨後去費爾普斯家，他的夫人將我們迎至客房。沃德（Ward）則回去和日本廣告人一道工作，他與西奧多西婭（Theodosia）負責理家，餘基（Uki）仍充當仆人角色，他是我見過的最好的仆人。
我們很累決定不去參加三井（Mitsui）的沒有舞會的花園聚會（後來有人告訴我聚會很棒）。晚上我們去了巴瑞（Baram Takisma Dan）為我們舉辦的晚會，我們四個加上隔壁的喬治森（Jorgensens），起先是禮節性的介紹，然後是音樂（由一個日本人以幾種言語來唱），隨後去三樓午餐，去觀看跳舞。年輕女孩身著和服翩翩起舞，我將永不會忘記日本木屐。
與斯圖特談中國形勢。與福（Philip Fu）談論梅蘭芳去美國旅行一事，他說梅蘭芳在我們走後打來電話，對於未能給我們邀請函感到很遺憾。他給我們帶來了他的照片，福和梅的。我建議福去哈切爾·休斯（Hatcher Hughes）家和奧斯特蘭德小姐家看看。我開始意識到日本人太正規了，如果是我們的話，一定會要求全副武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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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星期二
吃過早餐，穿上晨服，從費爾普斯先生那裏借來絲帽，它還是費西爾留下來的。費爾普斯先生同樣租了七頂絲帽。最後薩特（Saito）卻著重指出：赫爾斯拉隻有一頂灰色的高帽和一套灰色的晨服，但隻有黑色才被允許進入。不過赫爾斯拉說他去國王的花園聚會時就穿這去的，帝國天皇並不在國王之上。果真他進去了。午餐大廳裝飾得很漂亮，到處可見果實累累，綠葉覆蓋的柿樹和菊花。一切進展順利，我們和福山（Fukuyama）交談，他是梅吉大學和醫院的奠基人的兒子，很討人喜歡，另外還有漢比·尼高（Hampei Nigao）（他對我舉辦的圓桌會議表示欣賞，後來我們成為好朋友）。
順便提一下，斯威特博士告訴瑪格麗特她參加過我的圓桌會議。臨別時間誰主管，被告訴是這些主人中的任何一個，她很高興。與波爾小姐交談，她不斷重複地說著對會議的欣賞之情。我認為她對我們很友好，與莫特索卡（S.M.K.，先前的副校長）交談，他告訴我他的有關國際職責的報告：（1）日本有理由為他們在會議中的角色感到驕傲；（2）日本和中國之間已取得實質性的進步；（3）會議開得很成功，特別是沒有停歇地討論相對困難的政治問題，比如滿洲問題；（4）盡管有人擔心美國會介入中國和日本之間，但顯然這並未發生。相反的，在對二者友好出現威脅時，一定是美國人在中間有策略地化解矛盾，使二者保持友好關係。
他說他們已談了一個多小時，對整個事件進行了仔細地審查，無論從協會的角度還是從我個人的角度看，我對報告很滿意。我給了太平洋協會一個強有力的支持。我認為M在使事情順利進行上功勞不小，許多人都來幫忙。我告訴他們我們與戴維德的談話。我還提到了公眾對和約締結的破壞也有益。
我們參加了天皇花園聚會。在場的有8000或9000人。我認為這是第一次半年一次的會議舉行。我們沿著場地走了好長一段路，最後到達天皇走過的地方，好大一會兒我們看到皇室成員款款步行而來。一些有聲望的客人被引見，每個人都受到握手的禮遇。然後看到天皇和成員正在離我們20英尺的地方走著，他長得相當矮，容貌一般，穿著卡其布製服，皇子則著外國服裝。隨後我們去吃點心，非常簡單。（日本人則收到了帶有王室標記的蛋糕盒留作紀念）聚會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年輕女孩的和服，華麗而讓人倍覺心儀，超過我所見過的。菊花很美麗，種類特別多，一種較大的竟然開了585朵花，我們看到伍德·威爾遜（Woodow Wilson）先生坐在附近與加拿大人科克伍德（Kirkwood）交談。
[11月11日：作結。下午K.Takayama，M. N. PhD（師範學院學生），現在東京高師，他打電話過來說要見我，我馬上就認出了他。他希望我能作三次演講，一次在學校，一次為協會女教師，一次為協會男教師。他說會帶我參觀一些學校。開始做計劃]
與費爾普斯先生一起參加Toyokiko KogaWa（基督教領袖）主持的會議，幾年前此人由於領導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而被捕，現在他是東京副市長，負責專門的社會工作（工資15000）。每年他會向250000或300000人布道，其中13000或14000人聲稱是基督徒，他為1000000日本基督徒工作。傳教士可以回家。他沒有宗教信仰，說好的佛教會像約翰浸信會教會將人引領至基督身邊。看來他很信任某政治工黨，以猶太人的生活準則作為自己的生活準則。認識他的人對其評價很高，認為他是世界上最具感召力的領袖。奧本（Opping）小姐（先前的學生）擔任其秘書，其態度虔誠、聖潔，勤於工作。
發現一群農學院的學生，他們正在中國度過新年。研究學生生活、前景、社會政治的總體形勢，看起來真是一次有趣的實驗。
注：K. Takayama，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教育官員，東京市政府教育部的調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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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4月6曰 星期五
做各種瑣事。主要為教育學200班的測驗做準備工作。讀博貝特·德克（Bobette Deutsch）的新式聚會，如果我有時間的話，我想我會喜歡它的。下午睡得很愜意。散步。發現我的表在一個月內僅僅走出5秒。晚上有客人來，北京的朱夫人（Nora Hsiung Chu）和周小姐（先前的學生），朱夫人對我們很友好，其父1927年也是如此。他參加了幼兒園的工作，護理學校的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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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23日星期天到星期二
這些天胃口很好。每天都在某一方麵甚至更多方麵小有進展。最開始時，我必須學習對平常的動作作有意識地控製。
每天的日程安排：
早上7點：護理護士來為我做按摩，蓋毯子防止感冒並使房間暖和起來。
早上8點：吃早飯。
8點半-9點：讀報紙。
9點到10點：護士來給我洗澡，起初需要人幫忙，但很快他一個人就可以獨當一麵了。
10點半到11點半：睡覺。
12點：瑪格麗特進來陪我聊了一個小時。
1點：吃午飯。
1點40到2點40：睡覺。
3點：灌腸劑。
3點半：奧芬德（Orphander）小姐來。
4點半：閱讀。
5點：海倫來。
6點：吃晚飯。
7點：晚上護士過來。為我洗臉和手，修剪指甲，梳洗頭發，洗腳，用酒精擦洗全身。
9點半：睡覺，晚上米勒（Miller）夫人為我擦洗背部，喂我喝熱牛奶，給我喝三杯橘子汁。
碗裏產生的氣體使我很痛苦和氣憤，他們設想了一種方案：將一些液體滴入直腸，使氣體自動釋放。當我的控製力得到恢複時，這種痛苦才漸漸隱退。
許多朋友送花來安慰我：派特森（Patterson）小姐，師範學院的朋友，艾舍爾（Esther），巴格雷博士和夫人。（6月28日）還有很多朋友來看我：庫柏斯（Coppius）小姐，勞（Raup）博士，塞椰斯（Sayers）博士。（6月29日）
6月23或24日在護士的幫助下，我自己刮胡子。26日又做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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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星期四
早早去師範學院和教育學200班見麵。中國教育協會的明先生帶一中國訪問學者來見我，Irene No小姐--佛羅裏達大學的哲學博士（香港居民，先前在這裏求學，後成為嶺南大學教員）來看我。她很能幹，很有魅力。我邀請她到家作客，她愉快地答應了。坎德爾博士對“有機心理學”表示不滿，引發了一場爭論。我認為由坎德爾引發的批評所組織的網還未形成。與第一部門約定吃午餐。回家睡覺。
3點10分我主持了設計會議，霍切爾（Hawchel）小姐作了報告，講得很好。回家休息，6點半吃飯。在沙發上休息，與瑪格麗特講話，做各種雜事。寫信給溫德特（Wendt）先生，哀悼其妻子（我先前的學生）的失去，同時也對她在休斯敦（Houston）的父母表示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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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星期日
與教育學200班見麵。修改或者說是批評紐倫的反對年鑒的章節。12點半參加了在教工俱樂部舉行的歡迎中國哲學家胡適的會議。座位排列如下：
曼塔格（WP Montague）
胡適 許內德（HW Schneider）
克伯屈 菲利普C.傑塞普（Philip C.Jessup）
卡爾特·海椰（Carlton Hages） 奧斯丁·伊文思（Austin Evans）
Wang，chichen 賽勒斯·皮爾（Cyrus Peale）
歐文·艾德曼（Irwin Edman） Seong--（中國人）
賀拉斯·弗裏斯（Horace L.Friess） 古德瑞切·盧特（Goodrich，Luter C）
胡適時任大學院俱樂部之中國哲學領袖，是中國最睿智的知識分子。起碼在西方人眼裏是這樣。他的英語很優秀，聽他講解中國局勢是一種享受。在辦公室工作。與教育學200班相約4點10分到6點半。發現空間不夠大。這樣不得不移至大禮堂。估計在場人數有500。總體上討論比較成功。但是拉格和約翰遜（Johnson）的發言有些離題，而且拉格的發言也太長了。我們教員在辦公室集合。晚上感覺很累。讀了一些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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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星期四
選舉日也是放假日。對年鑒中第一章作最後的修訂。中午去了福尼爾（Fournier）博士家。他的細心對我幫助很大。午餐後睡覺。
投羅斯福（Roosevelt）一票。應該可以說是一次相當民主的投票。憲法和其他代表的表決也以投票的方式進行。我希望羅斯福能當選。但是我不知道進程怎樣。我希望憲法不要被通過，但是又希望這是個開始。我們希望我們最終會擁有憲法和一定比例的代表。我猜測美國民主黨將會把持參議院，但在白宮，他們的人數會大為減少。我希望雷曼（Lenman）能當選。
與一個中國學生（他聽說過我的兩次中國之行）一起散步，他去年夏天成為我的學生，教育學204班的一員。他說如果不能拜我為師，那麼回國會感到很尷尬的。
繼續作年鑒修訂，完成了第一章，第二章也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睡覺之前我們得知了選舉的早期反饋，對於羅斯福在費城的強有力的影響我既驚訝又高興。我現在預期他在532票中能獲得350票，甚至更多。
對日益明朗化的勝利我由衷地感到高興，我認為這表明美國在進步。
（注：之後羅斯福的全麵勝利再次證實了我昨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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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星期三
今天下午給教育303班上課“生活與學習”。（早晨5點左右才作了係統整理）在生活中：（1）我們要注意辨認與我們需要相關的；（2）聯係我們注意到的以便朝著我們的需要努力；（3）依照我們注意到的采取行動，向我們的需要邁步；（4）當需要到來之際，我們所接受的會馬上進入良好的機構中以運用自如。這四個構成了學習的行動和事實。這種學習貫穿於人的一生，而且滲透於其他論題中。
中午去師範學院，隨後參加了訓育會議，事情很糟糕。我們感到很困惑。
陶先生（Wi Tao），我們的中國朋友來看我，他會在這個城市待幾個星期。我邀請他與我們共進晚餐。在教育學303班上課，我們開始討論，我給他們看了我的草案。進展不錯。瑪格麗特和我們一起用餐，她感到很苦惱，因為特德的同學不喜歡她。
今天瑪格麗特送我一電子表慶賀我的生日，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渴望擁有它，但是直至最近我們家的電流從“直流”轉為“交流”才使鍾表的安設成為可能。我很高興擁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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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星期六
中國的陶行知博士打電話過來，我告訴他哲學俱樂部邀請他演講。他同意了，並將日期定為12月17日。10點半去了進步教育協會，參加了拉格的民主與課程方案。方案小組成員有：比奇洛（Bigelow），紮切瑞（Zachry），克伯屈，塞耶（Thayer），羅格，波紮斯洛克（Bozoslosky），布斯特（Boostay），阿爾賓厄姆（Albery Bingham）和費德·裏德福（Fred Redefer）。進展順利，沒有很大的分歧。僅僅有一點：其中有一個成員認為將之視為付諸行動是在“非理化”。紮切瑞博士和我堅決反對，認為是一種不好的心理，觀眾們也提出許多問題，但不是很好。不過總體來說是成功的。
4點去了第50號大街的基督教青年會，去第10號大街與50個人碰麵，幫助他們討論如何作出一個好計劃，並怎樣付諸實施。晚上與奧斯特蘭德小姐繼續完成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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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星期二
9點與德曼（Demanzo）碰麵獲得預算日期，10點與教育學200班學生會麵。聽萊納（Reisner）的關於經驗主義信仰的演講，其介紹極具防禦性，可能最有趣的事是在場的22個人中沒有一個人對他的自然主義之前景予以反對。
陶行知博士來用餐，我坐在桌旁幾乎未動食品，一會兒不得不離開，嘔吐。返回桌旁坐下來講話，過了半小時我又感到惡心，再次嘔吐。這次感覺很糟，便躺床上了。後來發現有點發燒，便喝了點調味油，感覺舒服了些，第三次更糟。頭暈，摔倒在地板上。擔心自己感冒，便喊瑪格麗特，直至我敲擊澡盆時她才聽到，隨後回到床上睡覺，體溫恢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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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星期四
感恩節，也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我給了瑪格麗特八把中等尺度的湯匙，我們已經有了大的、小的，她給了我三個花球碗。昨晚做了一個夢，這個夢似乎在強化我的理論。
對我們的收入作了一次詳細的統計，1935年我們的收入共5760元，如果年底我退休，會從卡內基公司領取至少300美元的退休金，從教師保險和退休協會獲得1300美元，總共7360元。1935年11月31日還可加入250元的保險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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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星期五
做各種瑣事。閱讀。睡覺。在師範學院做了一些事。晚上繼續做很多事。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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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曰星期六
整個下午都在準備關於賀拉斯·曼和與美國夢想實現有關的教育演講，接著交給佩基·斯蓋爾（Peggy Socale）小姐謄寫。睡覺，因為太累了。去師範學院取郵包。散步。讀第20卷即將出版的美國自傳日記。晚上閱讀。寫信給邁克海爾（McIHale），談關於伊麗莎白（Elizabeth）小姐獲得調查獎學金以繼續在南部女子學院學習的事。我希望她能如願以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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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星期一
完成了試驗的第一步方案。閱讀並為米德克（Meaddock）的教育測驗評定等級，他做得不錯。在師院工作。忙於口述。主持評論。和萊特談論，推薦耐特（Knight）一事我以他不夠老練為由予以反對。就明天的會議展開討論，為設計報告提出可能的修改。晚上做各種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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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星期四
準備下午與教育學200班的討論。做各種事。中午去教工俱樂部參加對柯爾（Perciva R.Cole，先前此方麵的管理者）表示敬意的午宴。現在他在澳大利亞。在場的有：孟祿博士、桑代克博士、萊納博士、貝尼·安德魯斯（Benney Andrews），柯爾博士，比奇洛博士，艾德蒙·布萊納（Edmund Brenner），坎德爾博士和我，我們愉快地相處了一個小時。
與教育200班見麵。總體上討論開展得不錯。我按計劃將其分為15個討論小組，地點定在哲學俱樂部。陶行知博士演講，他的工作確實做得不錯。布魯克斯（Brookes）先生也做得不錯。在場的人：勞博士，哈克（Harker），格羅斯曼（Grossman）先生，費希爾，科佩斯（Coppius）小姐，斯坦利（Stanley）先生，哈裏特（Harrington），西摩爾（Seymour）小姐，伯妮斯（Bernice），柯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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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星期六
寫信給出版社允許創建杜威年鑒。看斯利勝格（slessinger）論文的介紹。之前還沒有一個人要求為抨擊他做書麵介紹。中午去Parc Vendome參加為陶行知博士舉辦的午宴。來了很多人。孟祿博士主持。我和一個上海商人坐一起，杜威發言，陸璀（中國駐日內瓦的學生聯合會代表，清華大學的學生）很高興地作了演講。陶行知博士講到了中國人民正全麵抗戰，反抗日本，要通過教育使所有的人能對時局有所了解。吳博士，中國顧問官也發了言，一些人問陶行知問題。大約4點我們離開。做各種瑣事。晚上做敘述。閱讀了一會布魯克斯的《新西蘭的繁榮》（The Flowering for New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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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星期五
聖誕節。天氣晴朗而溫和。早餐過後與瑪格麗特去看我們的禮物。周夫人與另一中國學生送給我們的是燈罩，上海的Yui小姐送給我們一些中國裝飾品和窗簾，卡羅林（Caroline）送的是日曆，艾舍爾（Esther）小姐向我們致以節日的祝福，薩拉（Sarah）（我妹妹）送我們每人一塊手絹和一些糖果；艾娜（Edna）（我侄女）送給我們一些裝飾性的亞麻巾和一些堅果；我妹妹海倫送了我們一些普通的果凍、堅果、香腸和水果、蛋糕。我送瑪格麗特一本好看的書《卡羅萊納州的水稻種植園》。她給了我一些領帶，給孟肯（H.L.Mencken）一本《美國語言》。
中午特德來看我們，帶我們和他父母去瑪格麗特家，我們見到了霍華德（Howard）和弗蘭克·簡金斯（Frank Jenkins）（薩拉的兒子），男孩子熱切地看他們的聖誕禮物，吃飯。巴姆衛舍（Bammweather）先生，春天時病得很厲害，不過現在康複了，他為我們烤火腿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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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星期一
整個下午都在做年鑒目錄，進步不大，睡覺。在屋裏工作，晚上和瑪格麗特及卡格爾（Cabgerlls）與裏格（Riggs）一家一起用餐。陶行知博士受到客人的禮遇，他請求我與杜威、孟祿及其他的兩三個人一起，在給南京政府的電報中，請求釋放他的同伴。我同意了，幫助他修改請願書中的部分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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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星期三
做各種瑣事。修改並將發送給國家研究院的學術自由草稿。修改前言。閱讀。睡覺。去銀行，就投資一事進行谘詢。去學院，散步。讀英語課本。陶行知博士和麥柯爾（McColl）就中國知識分子一事打電報給南京政府。我們將拉格已起草的書信再做修改，我也參與其中。列一份清單出來以讓更多的人加入電報中來。寫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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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星期四
做很多事，對前言作最後的修改，給教育學303班出試題，有一大張。開始對英語課程報告作一回顧，開始寫一題為“學習與生活”的文章。去銀行拿回我昨天忘拿的日曆。睡覺。陶行知博士將昨晚的信件帶來讓我簽字。特德帶特迪過來與我們共度夜晚。我得將那些破爛不堪的頁碼融入目錄中。特迪和我散步。晚餐過後，我給了特迪一些早已被送至學院的書，孩子們的書（129頁）。他8點上床睡覺，事情總算解決了。繼續編輯目錄。寫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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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1月14日星期四
完成了對教育學200班的測驗。陶行知來看我們，他對我們提出寫信而不是發電報的建議表示困惑，我告訴他4點我會給他一個答案。打電話給中國總顧問，他很不情願地通過了決定。但是他又說會與陶行知聯係，後來麥柯爾打電話過來同意發電報，而且我們還可以附加一條規則進去。之後陶行知認為需要進一步改善。與此同時那位顧問也打電話過來要求我推遲到明天。這一次輪到陶行知不情願了，看來陶行知很不情願看到這樣。願意提供明朗化的記錄。後來我發了電報，很遺憾。我被卷入其中。
在辦公室工作。與教育學200班做這學期的最後一次討論，事情進展順利，總的來說當沒有出現過多的幹涉時，討論會就進行得很順利。
閱讀。寫日記。預算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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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星期五
上午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學院食堂做演講。就我與教育哲學之聯係及未來美國教育中因教育哲學被當作研究對象而需做的工作，作了一曆史記錄。
我開始查找日記中開始教教育哲學的時間。睡覺，去師範學院工作。晚上和瑪格麗特去了教職工俱樂部，周小姐和另一個中國朋友與我們一起乘出租車去。學生食堂約有175人在場，氣溫與5月5號那天相比要宜人得多。
在桌邊就座的有：Raup博士，凱普（Cappers）小姐，胡伍德（Hugh Wood）先生（學生），紮特（Zachry）博士（先前學生之代表），克伯屈，肯尼思·本諾（Kenneth D. Benno）先生，杜威教授，M.P.K．，威廉姆·斯坦利（William O. Stanlay）先生（學生），瑪格利特（Margaret K. B.），柴爾斯（Childs）博士，HisChang Tso先生（中國教育協會主席）。
組織晚宴的委員們：奧斯特蘭德小姐，斯坦利先生，貝尼先生，霍德姆（Howderm）夫人，斯坦福（Stanforth）先生，一切都很順利。按計劃進行（除了印刷工人送節目單遲到外）。據他解釋說，空氣濕度大以致墨跡很難幹。節目開始以來自國外的賀卡為特征。德西·凱特勒（Daisy Kettler）小姐，來自南非，早已有此想法並已有行動。她首先出場，穿著一如非洲部落之先驅，以示對前人的敬意。當她揮舞著矛和盾時，她用本族語講話。
接下來是加拿大的貝莎·福德曼（Bertha B．Friedman）小姐，周小姐（Chihlin Chow）--來自中國的朋友，中國人利用這個機會說他們組要兩個代表。蘇先生（Tiag Su）講到杜威和我的來華，並解釋說我的中國名字意味著甜美，他們發言時用的是中文，均被翻譯過來。
接下來是來自希臘的艾倫·狄羅瑞德（Eleng N. Theodoridore）小姐，是一位很惹人愛的年輕女孩，她首先用希臘語講，其次用英語。
來自中國台灣的崇小姐（Mable Chong）送我一個花環，戴在脖子上。隨後來自印度的穆罕默德·奧斯瑞（Mohammed Ausari），來自伊拉克的穆罕默德·那塞（Mohammed Nasir）和費特·艾勒·霍斯默德（FatahA1lohhooshmaned），每個人都首先用自己的母語發言，最後一位是波多黎各（Puerto Rico）的阿納·科德（Ana Cordero）小姐，她希望我能說服華盛頓更明智地考慮這一地方的教育。
接下來的應該是較為正式的演講（每個人講5分鍾），學生理事會之代表胡伍德（Hugh B.Wood）先生發言。先前的學生卡羅林·紮克（Caroline B. Zachry）博士演講得不錯。同事柴爾茲（Raup Childs）發言，講得也不錯。柴爾茲博士特別強調了我在研究領域中的影響力（我個人不同意）。杜威教授未受限製，講了20到25分鍾。他說他的大部分觀點已被過早應用，但是分析研究了我的“文化變遷中的教育”。使我吃驚的是他表揚了我。我不知道他會認為它特別好。所有人重申：不管怎樣，退休意味著停止工作。但勞博士說它是個開始。
緊接著是Tso，代表中國教育協會發言。在中國他們獲得優厚的待遇。隨後斯坦利先生出示了一銀碗。我做了近一小時的發言。然而他們對我所講興趣很足，以至於我的發言不得不持續到11點。
我感謝他們，感謝他們的禮物，所說的話，所有的一切。先前的正規教育及影響等最終使我轉向教育哲學。我的母親給了我很大的支持，我的父親則使我思考清晰，賦予我直率的性格。我對帕克（Ab Parker）說我從來沒有與父親齊平過。我的哥哥幫助我能以開闊的思路對哲學進行思考。在此我引用馬克思·奧利推士（Marcus Auretuis）的話：
我是如何接受社會所需專業，如何選教數學，如何偶爾選擇了教育哲學為自己的第二專業，以與我的朋友沃特·蒙哥馬利（Walter A. Montgomery）博士共同進步。教書生涯給我以強大的經濟後盾使我得以保持對教育有濃厚的興趣。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奧格登（Ogden）對我的影響很大。我談到了1898年在芝加哥師從杜威--從中獲益不是很多，但是1900年在康乃爾大學的學習，在杜威引領下，對於興趣與意願和聯係，我內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提到了在墨色大學的非正式教學和在梅肯（Macon）的教書生涯，我與柯爾及桑代克的接觸，決心在哥倫比亞大學主要在杜威門下學習教育哲學。
在上麵的敘述中，我沒有講在墨色大學對哲學和宗教產生的新興趣，我所組織的一討論小組，其中威廉·奧格本（William F. Ogburn），肯瑞克（B.B.Kendrick）和索克·柯爾斯（Solan B.Colesius）都是很不錯的成員。在討論的基礎上我教倫理學和心理學，隨後又講到在師範學院的學習特別是在杜威門下，兩年求學生涯中第一年便有新的“轉變”，對哲學產生興趣的經曆，教教育史，通過列問題單和各種閱讀書目教教育原則，而各種閱讀書目的開列使我轉而教教育哲學。我談到“赫爾巴特和福祿倍爾”，當然從柯爾那裏繼承下來，首先將它轉變為現代教育理論，隨後使之成為教學之基礎，我書中有三本均源於此。1913年11月18日開始教教育哲學，六篇日記中均連續記載了前六次會議的成功。
現在我談後30年的前景展望。教育哲學首先應幫助重建學製並幫助解決其自身問題。總之，我希望能再給我十年。使人難過的是卡萊爾（Carlyle）的退休，意味著失掉了許多友好的傳遞和友誼，在我生命中的確是一難以忘懷的事。
第101-105頁
11月10日星期三
先寫今天晚上的講話內容，實際上是對先前一講話的改寫，重新命名。教育--社會責任。看其他文章。下午去特姆布爾（G. C. Tumbull）博士那裏檢查我的汽車，當我們到達那裏時卻驚奇地發現他不是汽車修理工，僅僅是一普通的體力勞動者，Ligget的藥店店主告訴我弄錯了。T博士將我引見給一老人，一修理工。他盡力去打開通路，但是這太困難了。我隻好再去找幫手。在辦公室工作。和一中國學生交談。口述。應格勒曼（Gellerman）的要求與他交談。我建議推遲婚期，再尋找另一合適的人選。
晚上驅車與阿爾曼·赫斯特（Alma Hearst）一起為家長做演講，有些家長在結束時提了很多問題。看來他們很滿意我的演講。斯萬（Swan）認為這是我做過的最好的一次。赫斯特小姐也說這是她聽過的最好的演講。
第243頁
1938年
2月2日 星期三
清理書桌，準備明天的口述，天津南開大學的張伯苓博士來和我們一起用餐。他是我的好朋友，看到他，我們大家很高興。他是個偉大的人，在為他的政府拓展外交。
他告訴我們他的信念--一年左右將潮流帶至中國，我也希望日本能作出合理的條約。睡覺。將一些書贈給師範學院，沿著河邊散步。餘小姐告訴我她的獎學金之申請，同時願意做我和斯坦利的中國方麵的解說人。晚上斯坦利先生來談論文。
我是否將作為發起人仍有問題，但是我們詳細探討了論文的計劃，我確定他會做得很好。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第34頁
2月11日星期五
開始準備我的裏士滿（Richmond）演講。為婦女俱樂部撰寫的演講--學習與生活，進展不錯。睡覺。和奧斯特蘭德小姐就其明年的職位交談，與P. Symaoceds一起散步，參加哲學俱樂部舉辦的活動。
討論自由主義的相關問題。有人講哲學俱樂部應被合並到其他俱樂部中，對此討論者認為，第一可參考中國和西班牙，不過這樣感覺很受束縛；第二合並後的宗旨仍應是為學術自由尋求更多的支持力量。
我們中的一些人對此表示懷疑，我講了現在的努力。基於學術自由的立場，我感到沒有什麼值得再探討了。
第34頁
1946年
1月10日星期四
4點半參加了詹姆士·厄爾（James Earl）為羅素表示敬意的紀念會，克裏蘭·道西（Cleveland Dodge）先生（師範學院董事會的董事）主持。一傳教士（我不認識）讀了一禱文，隨後我們分頭行動。凡·阿德利（Van Arsdale）小姐，桑代克博士，現任主任講話，其次是沃特（Vault）小姐，桑代克的演講最具有滲透力。現任主任的確做得不錯。讚揚了老羅素的優點，同時也講到老院長心中的苦悶。
有一個嚴重的錯誤，居然未對老院長創建研究生教育作一合適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