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少奇同誌從武漢回來，給我打電話，說：“主席都同意啦。”高興得不得了。對此我曾想過，毛主席的同意，是不是勉強的，或者是應付的?我認為不是。因為西樓會議這一套，完全符合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主席所肯定的綜合平衡、農輕重為序安排計劃的說法。
少奇同誌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對我說，把中央的批語再斟酌一下。批語裏大致有這樣的話：對陳雲同誌的意見，在討論中，中央部門就有不同意見，這次下達以後，你們有不同意見，也可以提出。少奇同誌於是考慮，批語裏是不是把在中央討論時持不同意見同誌的名字寫上?他的目的是為了啟發黨內民主。但是我講，寫上恐怕不好。少奇同誌沒有堅持。這樣就沒有寫上，發下去了。
毛主席同意了，文件下達了，我們這些在釣魚台寫東西的工作人員都很高興，高興得不能平靜。還一起討論，經濟工作最好還是由陳雲同誌來掛帥；富春同誌是個好同誌，但是由他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的組長，遠不如陳雲。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要我向少奇同誌去反映，建議由陳雲同誌出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我對少奇同誌一說，少奇同誌同意。大家喜出望外。
開始陳雲同誌表示不願接受。後來周總理告訴我，少奇同誌力勸陳雲當組長，並對他說：我對你支持到底。
陳雲同誌當了組長去上海以前，召開過一次財經小組會議，講了一次話。他講：他管計劃工作，所恢複，城裏人下去，給他一塊地種，起碼能夠糊口，不會餓肚子。
總起來說，西樓會議以後，解決了一個綜合平衡問題。原來隻是工業一塊，農業一塊，商業一塊，工業是工業的問題，農業是農業的問題，商業是商業的問題。經過西樓會議，把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城市和農村的關係、商業財貿和生產的關係，開始協調起來。一句話，有了各個部門的具體工作路線，還要有總體的工作路線；有了局部的具體工作路線，還要有全局的具體工作路線。拿現在的話來說，有微觀的，還要有宏觀的。隻有一個一個部門的，困難過不去，經濟恢複不可能。有了前麵這個基礎，再加上綜合平衡，才能渡過困難，發展經濟。少奇同誌對西樓會議的貢獻，就在這裏。這些事情，是少奇同誌倡議堅持，得到周總理、陳雲、小平、先念等同誌全心全意的合作。
陳雲同誌身體不好，接著到上海休息去了。周總理綜合當時討論的全部意見，向我們講了一次關於經濟工作的全麵調整，據此整理出財經領導小組準備提交5月中央工作會議的報告。
當這個報告正式提交5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集各大區負責同誌來討論這個報告時，有同誌還是不讚成城市人口下鄉的措施。特別是柯慶施唱高調，表示不同意。多數大區的同誌支持這個報告。有人講，過去的經濟工作方麵的報告看不下去，這個報告順暢得很，說到了大多數人的心裏。這個報告經毛主席批發全黨遵照執行。
1962年8月，周總理主持起草了糧食的購銷要統籌兼顧農村和城市的文件，經過多次修改，最後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作為中央文件下達。鄧小平同誌對此文件非常滿意。他說：我們有一個糧食問題的好文件了。
1962年春周總理和陳毅同誌在廣州開知識分子會議，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調整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
1962年五六月間，少奇同誌還就調整政法工作的問題，找中央政法工作小組謝富治談了一次話。說：這些年，我們的專政，專得不妙啊。要總結四年來的政法工作，要我去幫助。經過多次座談會，公安部座談會，高等法院座談會，高等檢察院座談會，起草了一個《關於一九五八年以來政法工作的總結報告》。
“大躍進”中，政法工作一樣很“左”。公安部提出了要在幾年之內實現十個“無”，無火警、無車禍等。誰違反就法辦。把拘捕權下放到生產大隊，大隊有權拘留人。政法部門很多幹部還有一個觀念上的糊塗，認為凡是受到刑事懲處的人，都是專政對象。
少奇同誌就講：政法部門應該有兩個形象：“熟烘烘”的和“陰森森”的。在人民群眾看來，你f『：的形象是熱烘烘的；在敵人看來，你們的形象是陰森森的。他說，政法部門承擔正確處理兩類矛盾的任務，不隻是解決敵我矛盾，更不能把人民內部矛盾，經過你們一處理，都變成了敵我矛盾。所以這個時期的調整，實際不隻是經濟調整，是經濟、政治、思想三條戰線上一起進行的全麵調整。 全會討論階級鬥爭問題不傳達，
全黨繼續進行經濟調整
也就在這時候，新問題跟著來了，中間有一個波折。
政法工作總結完了以後，恰好要開北戴河會議(1962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的中央工作會議)。北戴河會議之前，七千人大會之後，毛主席要田家英帶一個調查組去農村了解整社整風情況。
田家英首先來到韶山。韶山是毛主席的故鄉，老百姓講話沒有什麼顧忌，毫不掩飾。調查中，田家英問他們，“六十條”這套辦法行不行?少數農民講行了，多數農民講退得還不夠。田家英他們又到湖北、安徽去調查，都是同樣的意見，認為退得不夠。怎麼辦呢?這些地方的農民都講：“分田到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