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後國家政策全麵解凍，知識分子僵化政策有了鬆動跡象，周恩來、陳毅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鞠躬致敬，從而贏得知識界的廣泛擁戴。
1958年2月以後，陳毅的主要任務就是外交了。可是在中國人的印象中，這位陳老總在“廣州會議”的講話是他長期分管或兼管的科學文化的“施政”演說，是他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萬言書”。
問題還得從頭說起。
分管科學與文化，就是分管知識分子。國務院分工陳毅管這一項工作是很對的。
要管知識分子，自己就得熱愛知識、尊重知識。陳毅對知識的追求是如饑如渴的。戰爭年代他的行囊或大或小，多半是書。當上海市長，他“微服”上街逛舊書店；對於善本古籍，隻要有文史價值，不論內容“紅黃蘭白黑”，都下令圖書館、博物院妥為收藏保存或影印出版。調中央工作後，古籍書畫較多的北京琉璃廠更是常客。有病住院，在他是樂事，可以大量讀書。1955年1月，他牙病住院11天，除了每天送來的文件報紙不能不看外，他通讀了杜甫集、《白氏長慶集》、馮至的《杜甫傳》，還有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多夫》。他不僅閱讀，還在書上評點，在日記上寫讀後感。像對李白、杜甫、自居易，有的專家偏愛一個偏惡另一個到偏激的程度。陳毅寫道：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要求，這便構成中國文學上的優良傳統”，“其價值應放在不同尺度上去估價，不可樂此惡彼。”
由於他知識豐富，而且能作胸襟寬闊、目光精微的分析評價，許多知識分子就願意接近他，希望和他交朋友。陳毅在科學、文化界的朋友不僅量多，而且質高；不但是知友，而且是諍友。著名學者、商務印書館的老板張元濟，年齡比陳毅大34歲，陳毅與他也成為“忘年交”。1950年，張老83歲了。因商務印書館經濟困難，發不出工資了，來向陳毅市長要貸款。陳毅卻給他深談改善經營管理之道。談得老先生豁然開朗，錢也不要了，回去就搞整頓。從此友誼更深，每逢張老生日，陳毅必送筵席上門祝壽，調任副總理後也不忘記，直到1959年張老92歲仙逝。
陳毅副總理既然分管科學、文化，對共產黨的科學、文化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製訂，其作用是很切實的，他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提供意見或參予修改文件。
陳毅應召於1955年12月底赴杭州在毛澤東領導下參與農業發展綱要的修訂工作時，他的文件包裏還裝著中央關於知識分子的指示的征求意見稿。同樣也是急件，因為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在1月中旬就要召開，他也得把修改意見正式寫出來送中央。陳毅就雙管齊下，交替進行。到1月4日，終於研究確定，陳毅給周恩來寫信報告。信上說：“這幾天搞十七條條文的修改補充，故把對中央關於知識分子指示意見一事辦遲了。現各同誌已提了一些意見，特送上供參考，”“我昨夜又把中央指示讀了一遍，覺得該指示頗為全麵。各同誌的意見均已提到，隻是應否對某幾點著重多說一些的問題。”
陳毅認為需要多說一些的問題主要就是一個：知識分子改造與資產階級分子改造的區別。他寫道：“……知識分子的改造與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各有其難易。資產階級改造在某幾點上反較高級知識分子較為容易。即是說思想體係和作風的改造較之企業的物質改造當然是更困難，更應是長期的。”“還應說精神與思想改造當然更要講究方法，”“……把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兩種改造略作比較加一小段，我認為有必要。”
陳毅還轉達了毛澤東幾次與他們談話中“約略談的意見”，“一、認為中央關於知識分子文件不如工商改造指示明確。二、許多問題應提得恰如其分，免翹尾巴。三、認為曾希聖提的對中層知識分子的關心和處理應寫到指示中。”
北返途中，毛澤東與修訂農業發展綱要的原班人馬討論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回到北京，陳毅到家就接到周總理的通知，要他參加修改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隨即去參加修改。日記中記著，他直到深夜1時半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