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左”得出奇的曾希聖麵對全省農業歉收、饑荒遍布城鄉的慘相也不得不改弦易張，另起爐灶建設社會主義，包產到戶在這個貧窮至極的省份應運而生，鄧子恢、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田家英都投了讚成票，但毛澤東的最終決定卻注定了包產到戶的夭折命運……
群眾的智慧
早在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農民就創造了包工包產責任製。包產到組、包產到戶在1956年就采用過。對於合作社的鞏固和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1956年4月2日，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曾在全國農村工作部長會上講：“編好勞動定額，包工包產，這個東西不搞好，集體經濟就沒有希望搞好。高級社沒有包工包產不行。” 1959年的包產到戶，是1957年農民包產到戶的做法和要求的複活，也是第二次鄭州會議後農村出現的新情況、新趨向。 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人民公社要建立和健全生產責任製》的社論。社論說：生產責任製是工業管理的基本原則，也是農業管理的基本原則。農村應建立“任務到隊、管理到組、措施到田、責任到人、檢查驗收”的集體責任製和個人責任製。一般應推行“四定一獎製”(即定生產指標、投資、上交任務、增產措施，超產獎勵)，或實行“三包”(包產、包工、包投資)的製度。社論還指出，大範圍協作，大兵團作戰，曾被廣泛采用，但是，絕不能因此否認生產責任製的必要性。
1957年的包產到戶，被當年“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大辯論”給堵了回去，可思想上並沒有解決矛盾。在經受了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後，農民深受“大鍋飯”和“大呼隆”之苦．本能地要求改變這種狀況。
在對“一大二公”的缺陷有所認識後，兩次鄭州會議，為糾正人民公社存在的錯誤，毛澤東和黨中央采所了一係列措施為農民呼籲：改變大公社所有製，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和“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製”；生產小隊和生產隊在生產和分配上的關係是“三包一獎”，即小隊向生產隊包工、包產、包成本，超產的一部分，上繳一定的比例給生產隊，其餘部分作為獎勵歸小隊所有，結餘的生產費用全部歸小隊支配。
毛澤東等部分中央領導人認為，以上這些措施實行後，不但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人民公社現有的問題與矛盾，又不改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基本框架，同時也保證了“公共食堂”、“部分供給製”這些“共產主義因素”和“社會主義陣地”的存在。
對於以上措施，農民是歡迎的，但在執行過程中，又不滿足於這些規定。1959年5月至7月，許多地區從實際情況出發，超越以上規定，對人民公社的所有製形式和經營管理，作了一些變動和改進。有的地方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做法，或者在保持“基本隊有製”的前提下，把收入的50％～60％以上歸生產分配。在田間管理方麵，有的地方實行把農活包工到戶的責任製度，或者實行包產到戶的辦法。有的地方甚至取消了部分供給製和解散了公共食堂。
在江蘇，一些地方把全部農活都包到戶，少數地方開始實行全部或部分農作物包產到戶的辦法，也有的實行名日“定田到戶，超產獎勵”的辦法，實際上也是包產到戶。也有的地方提出“土地分到家，耕牛農具回老家”的要求。
在湖南，有些農民認為“人民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主張把土地、耕牛、農具和糧食下放到戶，把產量、產值包到戶。還主張“家家起火，戶戶冒煙，拆散食堂，重建家灶”，並埋怨“共產黨為什麼管得這樣寬，你隻管收購就算了，生產、生活隨我搞”。
在甘肅，武都縣隆興公社紅石生產隊搞包產到戶，並且把土地、車馬、農具按勞動力固定到戶。還有的隊把全部農活或者大部農活包工到戶，取消了或者基本取消了集體勞動。河南這時也走在了前麵，而且還得到了地區領導的支持和推行。
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認為：我們的社會主義集體生產和集體生活方式，對農民卡得過死，剝奪了農民自由，打亂了生產秩序，沒有生產責任製了，農民生產不積極。他還說：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把農民的勞動力拿過來了，不能自由勞動了；公社化以後，把生活吃飯也拿過來了。因此，他於5月提出：包工到戶，定產到田，個人負責，超產獎勵(獎～70％～90％)。他還主張：把50戶以上的生產隊都分開，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戶包給家長，在家長的指導下幹活。並“告訴社員長期固定下來，可以今年、明年、幾年不變”。
由於領導的支持，新鄉地區60％以上的生產隊，有的重新丈量土地分配到戶；有的出現：“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回到了一家一戶生產。
河南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慧智主張並推行“包工包產到戶，以產定工，產工一致，全獎全罰，3年不變”的辦法。全地區有800個生產組實行了包工包產到戶，100多個食堂散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