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自從實行‘六十條’，取消了食堂、供給製，後來又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社員的積極性明顯提高，生產、生活都有了轉機。但是我們一進村，卻遇到一個沒有料到的情況：社員普遍要求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而且呼聲很高，尤以韶山、大坪為甚。炭子衝好一些，據說這是因為劉少奇1961年回家鄉調查時曾批評過包產到戶。對這一情況，田家英沒有精神準備，大家也沒有精神準備。農民列舉事實，講了包產到戶的許多好處，同時曆數公社化以來集體經濟的缺點和困難，有時同調查組的同誌辯論到深夜”。
田家英是不讚成包產到戶的。1961年3月廣州會議期間，他將安徽的一個關於包產到戶的材料送給毛澤東，並寫了一封信。他看到材料裏講到一些缺乏勞動力的社員特別是孤兒寡婦在生產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難，無法控製自己的感情，含著眼淚寫了這封信。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寡婦們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隻好互助求生。她們說：如果實行包產到戶，不帶我們的話，要求給一條牛，一張犁，8個寡婦互助，爬也要爬到田裏去。看到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們做壞的，在困難的時候，又要實行什麼包產到戶，把一些生活沒有依靠的群眾丟開不管，作為共產黨人來說，我認為，良心上是問不過去的。”信中還說，為了總結經驗，包產到戶作為一種試驗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廣，“依靠集體經濟克服困難，發展生產，是我們不能動搖的方向。”田在這封信裏所表達的主張和流露出來的情感，同毛澤東是一致的相通的。毛立即將這份材料連同田的信批給政治局常委和幾位大區書記傳閱。陶鑄見到田家英說：“家英呀，我讚成你的意見。”陳雲則對田家英的意見不以為然，說：“安徽搞包產到戶，應當允許人家試驗嗎!”
時隔一年，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田家英的思想起了變化。他認為，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為克服嚴重困難，家庭經濟還有它的優越性。從實際情況看，搞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明顯地對恢複生產有利。當田家英把這種思想在上海向毛澤東彙報時，毛澤東明確表態，他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此時，包產到戶在全國已經呈現迅速發展之勢，成為全黨議論的重要話題。田家英立即派人到安徽無為縣．了解包產到戶的情況。他們調查的結論大致是：包產到戶對於解救已經遭到破壞的集體經濟的危機，迅速恢複農業生產，肯定是有利的和必要的；但是將來要進一步發展農業經濟，就可能要受到限製。
田家英回到北京後，立即向劉少奇作了彙報，劉少奇幾乎馬上說道：“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接著就提出關於實行包產到戶的主張，並且詳細地談了對當時形勢的看法。最後，劉少奇還要求田家英把這個意見在“秀才”中間醞釀一下，聽聽反應。當田家英向鄧小平彙報關於起草《恢複農村經濟的十大政策》時，鄧更幹脆，說：“讚成”。田家英立即組織起草班子，他的指導思想是：當前在全國農村應當實行多種多樣的所有製形式，包括集體、半集體、包產到戶、分田單幹，以便迅速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與此同時，田家英還向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談了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得到一致讚同。最後，田家英向毛澤東係統地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和主張。
大意是：現在全國各地已經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農民，約占30％，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戶的和分田單幹的可能達到40％，另外的60％是集體的和半集體的。現在搞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是臨時性的措施，是權宜之計，等到生產恢複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一言不發。這種情況，同劉少奇性急地打斷田家英彙報，滔滔不絕、毫無保留地講出自己的意見，完全不同。最後，毛突然向田提出一個問題：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一下子把他問住了。……毛澤東沒有表示意見。